專訪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經濟體制改革不能孤軍前行

　　張麗華 謝雪琳

　　在全球經濟似暖還寒，中國發展“兩難”增多的今天，“改革”依然是被提及最多的字眼，也成為這個時代最鮮明的特點。

　　作為一位長期關注中國改革，并參與了中國法治建設的知識分子，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80歲高齡的江平，仍關注著中國改革進程的每一步，并為此不斷吶喊和呼吁。尤其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快是慢、應進應退、宜曲宜直爭論未休的當下，江平初志未改。

　　“敢于直言”是江平為知識界所公認的脾性。對改革現狀的急切和憂心、對常識和真理的殷殷追求，從他緊皺的雙眉和如炬的眼神中透射出來。

　　然而，正如家中那幅米南陽所書寫的“寬仁厚德”，江平仍然對飽受爭議的法治進程，有著謹慎樂觀的情緒�！皬拈L期來說如果是進兩步退一步，那么也不排斥在某一個階段，它是進一步退兩步了……既然這樣，那么也可能在某一個短暫時期里，我們或許會看到法治在倒退，這是很自然的�！�

　　圍繞中國法治建設的進程、社會問題發端的癥結，以及法治與各領域改革的關系等問題，江平在北京南五環的公寓中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

　　經濟改革不能孤軍前行

　　第一財經日報：十七屆五中全會的公報和中央對“十二五”規劃的建議，有兩點給人印象深刻：一是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二是關于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表述。這反映了中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重要發展方向。不少人認為，目前兩者之間存在不協調發展。你怎么看這兩者之間的關系？

　　江平：客觀來看，如果我們把國家行政權力的改革統稱為政治體制改革，那么，我們這些年來在公權力的行使方面，是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公權力的透明化，公權力的人民監督，公權力的責任方面，有行政訴訟法、有國家賠償法。在企業領域，主管部門都改掉了，商業部、機械部都沒有了。應該說，公權力改革方面是有所進展的。

　　但比起經濟體制改革，它就有些遜色。或者說，經濟體制改革比較明顯，但是在行政機構的公權力改革方面還顯得不足。

　　另一方面，政治體制改革主要并不在于行政機制的改革，也不僅僅在于司法體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應該是三個方面：第一是黨政的權力。政治體制改革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像小平同志上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過的，黨政體制是不順的，我們應當是黨領導國家，而不是黨的權力代替國家的權力。但實際中，仍然存在黨的權力代替政府的權力的現象。第二，政治體制改革很重要的就是真正實現民主。第三，政治體制改革很重要的就是對人的尊重。人權我們已經寫進《憲法》里了，表示對于人權的重視。這些東西，其實都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在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中，關于“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的表述，其實就是要堅持繼續改革開放，而且要堅持全面的改革開放。我理解的這個“全面的改革”很重要一條就是，不僅僅是經濟體制改革。

　　我們可以看出來，經濟體制改革最忌諱的就是孤軍前進，缺乏相應的配套。且不說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與經濟體制改革直接相關的社會改革方面，比如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環境、慈善福利等，也存在很多要補的課。經濟體制改革讓企業走了股份制的道路，很多企業不再需要主管部門，也有了相應的配套改革，可是我們的教育呢？教育的行政化、官僚化情況還很嚴重，所以群眾對于缺乏平等基礎的教育體制改革意見很大。

　　當然教育領域也不能說一點改革都沒有，但它缺乏比較深層次的、體制方面的改革。比如教育部門的官僚化、行政化，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即便是企業，我們現在還強調不要有什么部、級別，可是，學校哪個是副部級、哪個是正局級，任命方式都很不一樣，副部級的校長和正局級的學校官員，由不同的主管部門任命。像這些，其實應該說是很容易改的，但至今也改不了，因為涉及體制，官員需要有一個對口。

　　日報：教育和醫療這兩個領域一直抓不住改革的實質，你認為是什么原因呢？

　　江平：很重要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始終以GDP作為整個發展的龍頭來考慮，每一屆政府，從中央到地方，過于看重GDP的增長率。至于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顯示不出來，在政績方面沒有明顯效果。

　　所以，政績這種驅動因素帶來的危害太大了，包括環保、社會保障、慈善事業等，都是次要的，至于政治體制改革更不重要了。

　　日報：談到改革，有種觀點很流行。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客觀的“不得不”的條件更加現實和有意義。也就是說，政治體制變遷，應該由經濟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推動。你怎么看待這種觀點？你認為中國目前社會發展，已經到“不得不”改革的時候了嗎？

　　江平：政治體制的變遷應該由經濟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來規定，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絕對的，為什么？

　　政治制度的變遷當然要有經濟社會發展和技術的推動，因為社會的發展是有關聯關系的，經濟發展不到一定的程度，政治體制也不可能太變動，這句話可以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闡述，即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政治是上層建筑，經濟和社會是基礎。當然，只有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筑才能變，經濟基礎沒有變，上層建筑變什么呀？如果我們沒有市場的改革，怎么可能搞政治體制改革。

　　但這件事情也不能絕對來看，不能以這個理由來抑制政治體制改革。現在不能夠再說經濟體制改革沒有到這一步了，我們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應該已經發展得比較快了，或者經濟體制之所以不能前進一步，就在于相關體制阻礙了它。

　　怎么理解這個“不得不”呢？我認為是有些“不得不”了，深圳就是個例子，經濟已經發展得很快了，但是政治體制的改革相對滯后，就會阻礙它的發展。人事制度怎么辦？權力能不能放開？老百姓選舉制度是不是能夠改善？

　　有一個記者問我，中國腐敗怎么解決。我說，腐敗問題真正解決就要有輿論監督。這些都涉及政治、經濟健康發展的問題。某種程度上應該說也算是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了。

　　日報：剛才你講到人民群眾的感受。最近有不少人提出，現在的社會基本矛盾已經改變了，不再是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和落后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政治民主需要和政治體制的矛盾。在你看來，中國的法治建設與這些需求之間有什么內在關系？

　　江平：這只是一個矛盾，不能把它看作現代的唯一的或者最主要的矛盾。

　　現在社會主要的矛盾究竟是什么，我沒有很好的調查。應該說，由于現在貧富差距擴大，造成很尖銳的矛盾。比如現在社會中公權力和私權力的沖突，征地、拆遷、市場秩序等，也仍然有很多矛盾。

　　對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一個矛盾，這個需求尤其在知識分子里面顯得明顯。我們知道，政治民主跟體制之間的一些問題，這個矛盾更多體現在知識分子中。一般的農民、工人在這個問題上感覺不像知識分子那么明顯。

　　我不太同意制度建設或者法律建設誰更需要先行(這樣的爭論)。因為，法律建設就包含了制度建設。法律還是制度先行，關鍵的問題還在于制定的動機、目的怎么樣。民主政治用法律來規定和保障，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日報：最近有一些調研發現，農業稅取消后，還有農業補貼，農村的矛盾并不明顯；城市里面，中產階層這一塊也逐漸擴大，所以社會相對比較穩定。但也有一種觀點認為，由于拆遷、貧富差距、土地征用、腐敗等問題導致的矛盾日益尖銳。在你看來，穩定因素和不穩定因素，是什么樣的關系？

　　江平：嚴格說來當然是此消彼長了，穩定因素少了，可能不穩定因素就增長了。

　　但現在農村土地矛盾很突出，一方面是因為土地數量有限，國家要保障18億畝耕地的底線不能突破。另外，實際上農村中的集體所有土地跟國有土地的矛盾還很尖銳，也就是說集體土地并沒有實現農村集體組織自主權，這個矛盾還仍然存在。據我所知，現在城市里已經全是國有土地拆遷。所以，城市只要擴大，幾乎都面臨著征地問題，而征地的問題是很尖銳的矛盾。城市是拆遷矛盾。

　　應該看到，中國現在社會不穩定因素還在不斷增長。不穩定因素主要表現在什么方面呢？有三個判斷標準：第一，要看群體性事件是不是增多了。所謂群體性事件就像“甕安事件”，這個矛盾就大了。這些年來，群體性事件是在增長，達到縣規模的已經不少了。第二，看惡性事件怎么樣。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標志，惡性事件就是爆炸、放火、放毒等。第三，要看對象，即是社會報復還是個人報復。如果是因為戀愛問題，把對方殺了，那是個人的問題。如果因為戀愛問題把社會上其他人殺掉了，那就是社會報復�，F在看起來，這三類都在增長，這說明不穩定的因素在擴大。

　　“中國模式”是否存在

　　日報：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大家都在反思華爾街，推崇“中國模式”，其依據來自中國增長的高速度。在你看來，真的有一種“中國模式”存在嗎？

　　江平：“中國模式”這個問題，我始終有自己的看法。

　　“中國模式”要看怎么來看？如果單純從經濟增長速度看，中國確實有一種自己的增長模式，或者說有一些跟其他國家不一樣的增長模式，包括克服金融危機方面，也有中國的模式。

　　“中國模式”特點是什么呢？我認為，“中國模式”特點在于，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力量在支撐經濟發展。雖然也搞市場經濟，但從計劃經濟轉過來，所以仍然保留了國家很大的控制力。

　　為什么中國在金融危機中傷害這么��？這跟國家控制外匯也有關系，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如果能夠自由兌換，傷害程度當然更大了。社會主義國家過去都是舉全國力量來辦一件事，當然是沒有辦不成的。如果從經濟增長模式這個角度來看，中國還有自己的特點。

　　但如果將這個理解為在全球很有吸引力的一種模式，我的看法就不一樣了。這種模式是否能夠為全世界其他國家學習、運用，或者成為值得人家羨慕的一種模式，值得討論。中國的經濟發展令世界各國受益匪淺，或者說，得益于中國發展，世界經濟可以早點走出陰影。但是，中國的經濟發展也給其他國家帶來了一些恐慌，比如資源消耗量。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造成對石油、能源的過多消耗，還有中國的二氧化碳排量等。國家控制力量這么強，人家對于你的外匯儲備也會感到恐慌。坦率地來講，我對于中國增長的模式還是有點不安。

　　而且大多數國家也沒有這么大能量去學習。至于國力增強以后，國防要增強了，那么周邊國家也會感到恐慌，周邊國家也會擔憂，引發“戰略重組”。這些都會出現問題。我覺得，中國應當和平增長，應該是科學的增長，真正能夠形成中國增長模式，人家沒有太大的恐懼，或者人家都希望效仿，這樣就是王道了，而不是霸道。過去講王道和霸道，王道，人家會心服口服。

　　我覺得，要完善中國模式的話，還要加強對私人財產和私人自由的重視和保護。這仍然是任何經濟增長里的最基本點。社會財富的增加，首先是私人財富和自由的增加。只有老百姓自己的私人財產和自由得到了切切實實的保障，或者得到了發展，他才有積極性。我們現在如果空談國防力量，或者國家財富多少，還是一個比較遙遠的目標。老百姓最切身的利益還是自己現有的那些財產和自由能不能得到保障。你想想看，如果一個人10年、20年掙的財產，一旦一場大水把它全沖光了，他會是什么感覺。

　　日報：談到私有財產權利，《物權法》實施已經三年了。作為《物權法》的總撰稿人，現在回頭來看《物權法》當初制定時有哪些問題？

　　江平：第一，《物權法》是很矛盾的產物，所謂矛盾的產物，主要是指私人財產的保護和國家利益之間有很大的一個沖突點。本來，《物權法》里有一些詳細的規定，比如農村的宅基地和上面房屋怎么辦。后來因為矛盾太大都取消了。

　　最后，《物權法》成為一個折中的產物，有些問題就留待以后的法律進一步來完善，這是它很大的缺點。《物權法》通過以后，《土地管理法》要修改。另外，最迫切要制定國有土地上面房屋拆遷補償的辦法。我參加過一次討論會，討論會的草案總體不錯，把現在政府的拆遷辦法改成了征收的辦法。以前是政府發一張拆遷許可證，拿了拆遷許可證就可以去拆老百姓房子，那就是開發商跟老百姓之間的關系�，F在改了，改成國家拆遷，國家征收，國家補償。第二個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補償的標準是按照同時期這塊土地、房屋在市場評估的結果。那不是很好嗎？但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即老百姓還是覺得有些地方沒有落實，就是這個政府補償的標準如果不合適，他怎么能夠保護自己的利益呢？因為政府的補償標準，法律上把它叫做“一種規范性的文件”，是政府做出來的，也就是不適用于某一個人。我們現在法律上規定它叫“抽象性的行政行為”，你不服到法院去告，法院一般情況下不受理。還有一些具體問題等，都需要看私權怎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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