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軻

　　43.1萬個

　　截至2009年底，全國依法登記的社會組織43.1萬個，其中社會團體23.87萬個，民辦非企業單位19.04萬個，基金會1843個。

　　20多萬個

　　在各級民政部門備案的農村專業經濟協會有4萬多個，城市社區社會組織有20多萬個。

　　100倍

　　從1988年到2009年，我國社會組織數量增長了近100倍(1988年我國僅有社會團體4446個)，近10年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遞增。

　　1089億元

　　2009年，我國社會組織固定資產總值約1089億元，收入1247億元，增加值約500億元。

　　2500多萬人

　　全國社會組織目前有專職工作人員540萬人，兼職工作人員500多萬人，還有注冊的各類志愿者2500多萬人，基本形成了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門類齊全、層次不同、覆蓋廣泛的社會組織發展體系。

　　你是一樹一樹的花開，是燕/在梁間呢喃——你是愛，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中國民間環保組織走過16年之際，中國民間環保先行者、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創會會長梁從誡10月28日在北京因病去世。

　　梁從誡曾表示，上述這首《你是人間的四月天》是媽媽寫給他這個兒子的，而不是徐志摩。

　　梁從誡頭頂“梁啟超之孫”、“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光環，但據同事回憶，老人無論是上街買菜，還是去政協開會、報到，總是騎著一輛老掉牙的自行車。類似的“寒酸”不一而足。

　　如何形容漸進中的中國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通常譯為“非政府組織”）？或許少不了“悲壯”二字。

　　“保護藏羚羊”、質疑怒江大壩、反對圓明園鋪設防滲膜、從“5·12”汶川到青海玉樹的傾囊救援……

　　它們徘徊過，也感動過無數國人，卻也依然經歷著成長的煩惱。

　　它們自我定位為“第三部門”，以區別于另外兩個部門——政府和企業。

　　愛、暖、希望，這是它們的夢想。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明確提出“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為中國公民意識茁壯成長提供了優質的政治土壤。

　　NGO，正是這樣一批踐行公民參與精神的社會組織。

　　

　　稱謂的演變

　　

　　“2007年，我國開始正式用‘社會組織’代替‘民間組織’。有觀點認為，‘民間組織’的‘民間’反映了傳統社會政治秩序中‘官’與‘民’相對應的角色關系，容易讓人誤解民間組織是與政府相對應甚至是相對立的。”

　　10月上旬，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在天津舉行。在為期6天的氣候會議上，60多家NGO首次聯合行動，在會場內外舉行了一系列應對氣候變化的主題活動。

　　“邊會”，這是近幾年國際氣候大會上的一個流行詞，即與會各國代表在主會場開會，一些民間機構和組織在會場外開會，對大會提出建議甚至發出不同的聲音。

　　“民間組織的活動體現了中國的開放態度，1995年中國還幾乎沒有什么民間組織，境外民間組織限制也很嚴格。現在則不一樣，大家濟濟一堂坐在這里開邊會。”中外對話網站副總編劉鑒強說。

　　擁有“民間組織”、“非政府組織”等多種稱謂的NGO在中國境內的官方稱謂是“社會組織”。

　　2007年，我國開始正式用“社會組織”代替“民間組織”。

　　有觀點認為，“民間組織”的“民間”是與“政府”、“官方”相對應的，反映了傳統社會政治秩序中“官”與“民”相對應的角色關系，容易讓人誤解“民間組織”是與政府相對應甚至是相對立的。因此在新的形勢下，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和黨的十七大把“民間組織”納入了社會建設與管理、構建和諧社會的工作大局，對傳統的提法進行改造，提出了“社會組織”這一稱謂。

　　根據民政部的統計，截至2009年底，全國共有社會組織43.1萬個，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衛生、勞動、民政、體育、環保、法律服務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吸納社會各類人員就業544.7萬人。

　　NGO在環保領域的貢獻猶為引人關注。

　　7月下旬，《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跟隨四川省綠色江河環境保護促進會會長楊欣到達海拔4200米的岷山主峰雪寶頂大本營，楊欣在那里組織了一場世界最高海拔的有關應對氣候變化的對話，從大本營到海拔5588米的雪山之巔，5名登山者與國內外13所高校的20名大學生，通過對講機共同探討應對氣候變化之策。

　　接受度的提高

　　

　　“在兩個小時的會面中，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表示，希望在即將召開的墨西哥坎昆氣候談判大會上與大家再次見面。”

　　中國NGO的誕生路徑大致有兩種，其一是伴隨政府職能轉型、事業單位改革等，由政府部門主動組建甚至運作，掛靠在黨政機關或企事業單位的社會組織，用于承接政府轉移職能、分流人員等目的，這是“自上而下”的NGO；其二是由公民基于社會需求發起，相對獨立運作的NGO，是“自下而上”的NGO，又稱草根NGO。

　　而讓草根NGO感到欣慰的是，在上述天津會議上，解振華接見了21位來自國內外的NGO負責人。

　　在兩個小時的會面中，解振華表示，希望在即將召開的墨西哥坎昆氣候談判大會上與大家再次見面。

　　如果說會場只是一個小舞臺的話，更大的舞臺則是在廣闊的環保活動第一線。

　　湖南武岡兒童血鉛超標、陜西鳳翔數百名兒童血鉛超標……據環保部統計，2009年環保部接報的12起重金屬、類金屬污染事件，共致4035人血鉛超標、182人鎘超標。

　　民間組織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對記者說，曝光企業的違法行為，就是要倡導公眾選擇綠色產品，敦促知名品牌企業踐行綠色承諾，并以供應鏈倒逼的方式促使知名品牌企業的零部件生產商改進生產方式，積極防治重金屬污染。

　　這里有一個鮮活的例子：

　　兩家位于福建省莆田市的民營企業，因“廢水、廢氣超標”，2007年3月被莆田市環保局列入“2006年環境監測超標企業名單”。

　　上述違規記錄通過中國首個水污染公益數據庫“中國水污染地圖”向公眾公開。這兩家企業均是一家跨國巨頭的供貨商，后者獲悉此事后要求兩家企業采取整改措施，否則就取消其供應商資格。

　　事后，兩家企業不僅進行了整改，還主動要求當地政府鋪設市政管道。一年多后，當地市政污水收集管與上述兩家企業的排污管接通，更多企業的污水也納入該管網，整個區域環境得以改善。

　　為了消除自己在“中國水污染地圖”上的不良記錄，兩家企業還邀請第三方機構對其污染治理情況進行審核。這一審核結果經過35家環保民間機構組成的“綠色選擇聯盟”集體認定后，不良記錄得以消除。

　　截至2010年9月，在公眾壓力和商業壓力下，超過290家違反環境法規的企業采取整改措施，并向公眾披露其環境表現記錄。

　　合作的力量

　　

　　“合作可以產生能量裂變，增加社會資本，產生美妙和弦。”

　　在11月2日“自然之友”為梁從誡舉行的告別儀式上，千余環保人士、學者和官員自發從各地趕來。

　　就在這一天，91家非公募基金會、96家公益組織人士在北京聚會，召開“第二屆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2010年會”，切磋經驗和教訓，為中國未來民間組織的成長探路。

　　我國將社會組織分為三類，即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

　　其中，基金會是利用捐贈財產從事公益事業的社會組織，包括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NGO意識到，做慈善可以是個人行為，做公益必須是組織行為。

　　“合作可以產生能量裂變，增加社會資本，產生美妙和弦。選擇合作路線，不僅僅是中國NGO的生存策略，更是改善第三部門生態環境、關乎行業發展前途的理性選擇。”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說。

　　作為一項創新，近年來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一直在推進“志愿者驛站”的建設。該基金會創辦人、理事長王平對記者說，“志愿者驛站”是建立在貧困地區、由專職志愿者和流動志愿者自我管理和運行的服務站，它既是扶貧志愿者生活、工作的場所，也是全國扶貧信息最基層的數據來源，還是向貧困地區、貧困人群進行理念倡導的窗口。

　　王平希望，“志愿者站”通過場所的提供構建城市與農村各種資源交匯的網絡平臺，不僅僅是城市到農村的資金輸出、人才輸出、技術輸出，同時也是農村的資源輸出、人才輸出，真正形成農村與城市的互通互榮，實現農村與城市的共同發展。

　　渴望中的扶持

　　

　　“財稅部門太不把公益慈善部門當回事了，比如說對非公募基金會……”

　　NGO不缺拼勁，卻也需要鼓勵和扶持。

　　近日在京發布的《慈善藍皮書：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10）》指出，中國企業捐贈行為缺乏長效的動力機制。

　　“財稅部門太不把公益慈善部門當回事了，比如說對非公募基金會，它還規定了（工作人員）平均工資收入不能超過當地平均工資收入的兩倍，如果超過兩倍就取消免稅資格。”徐永光正是在藍皮書發布會上作如上表示的。他指出，非公募基金會現在碰到一個最大的制度瓶頸是稅收制度。

　　2009年，北京、天津、上海、江蘇等10個省市的非公募基金會超過公募基金會。

　　但民間慈善的新生力量也有自己的煩惱。

　　2009年11月，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先后公布了兩份通知，《關于非營利組織企業所得稅免稅收入問題的通知》和《關于非營利組織免稅資格認定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非營利組織的保值增值收入將納稅，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經營性收入也須納稅。

　　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慈善和社會捐助處處長鄭遠長分析了相關規定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其中包括，由于現在多數非公募基金會在首筆資金到位后，通過增值保值來承擔8%的年度公益支出，而新規定將使這類基金會需要動用原始基金，這便造成了基金會資產的減少。

　　稅收之類的優惠對于很多本來資金就不充裕的NGO來說，顯得猶為珍貴。

　　數據顯示，業內認為環保民間組織資金不足是現階段發展中最大的障礙。一些地處西部的組織機構，經濟來源大多不穩定，有時候就靠一個人苦苦支撐。

　　據分析，籌款能力弱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資金動員能力弱。很多環保民間組織項目策劃不實際、無創新，實施步驟不具體，對資助方吸引力不足。

　　

　　理念的改變

　　

　　“環保民間組織還基本停留于利用人脈資源籌集善款的方式，與制度化、普遍化差距較大。”

　　上述藍皮書指出，中國與美國、英國、巴西、印度相比，慈善捐贈規模最少，所占GDP比例最低，2009年，其捐贈占GDP的比例僅為0.01%。

　　據記者了解，社會公益捐助意識仍有待加強，這使得環保民間組織和個人籌集資金的面很窄，目前還基本停留于利用人脈資源籌集善款的方式，與制度化、普遍化差距較大。

　　“有好的點子和項目，就有捐助。”國際美慈組織中國主任陳一梅對記者說。

　　事實上，有成功的例子可以說明問題：

　　國際環保組織大自然保護協會曾設計了一個“滇西北梅里雪山-老君山生物多樣性保護”項目，該項目涉及梅里雪山地區的3個鄉鎮，老君山地區4個鄉鎮的10個村，共計2萬多民眾，旨在為這兩個地區設計并實施一個全新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模式。

　　這一項目不僅得到了環保部和云南省政府的高度肯定，一家跨國公司也決定在未來5年內為該項目提供100萬歐元的資金支持。

　　“如果說汶川地震激發了中國公眾的慈善熱情，那么今年蓋茨和巴菲特的中國行，則激發了公眾的慈善理性。”南都公益基金會名譽會長周慶治說。

　　但周慶治認為，中國的慈善資源還有待開拓，政府、企業和社會，特別是資助型的基金會既要支持民間組織的社會創新，又要敢于為這些創新承擔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