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晨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過去30年一直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第一梯隊的沿海省份經濟增速回落，其實質是，珠三角、長三角走過了高速工業化、城鎮化的過程，生產成本上升，需要尋找新的增長模式，經濟增速排頭兵的位置已經不能維持�！痹谥袊�中金公司宏觀經濟學家張智威看來，危機以來，隨著中國從外向內的發展戰略的轉變，中國東中西經濟的梯隊位次正在重新確立新格局。

　　如果將中國的地區經濟發展差距與美國各州之間、歐元區各國之間進行比較，會清晰地發現，中國這一差距比后兩者要大得多。這種地區差距是過去30年成功的經濟增長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差距本身，則正是未來中國經濟成長的巨大空間。

　　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王慶曾經比較過這種差距，他計算出中國各省份人均GDP的差異系數為0.64，這高出歐元區16國各國人均GDP差異系數0.49，更是高出美國各州之間的0.39。中國這種地區差距主要表現在東部、中部、西部的區域差距上，王慶將此描述成，“一個國家，三個經濟體”。

　　過去30年，東部這個“經濟體”引領了中國經濟的成長，無論是東部自身的城市化、消費化，還是對外的貿易化、開放化。但自2008年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中西部另外兩個“經濟體”成長起來，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新的龍虎梯隊。

　　中西部地區在2008年危機以來的增長，以安徽、江西、湖北、重慶、四川、河南等省份為代表。這不同于2003年這一輪經濟周期以來，山西、陜西、內蒙古、新疆等資源省份的經濟增長。但資源省份的經濟增長，在2008年危機之后也具有新的含義——城市化和產業轉移的含義。

　　中西部城市化

　　由于很多種口徑，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人們認識并不一致。以城市人口（而非戶籍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來看，2009年中國這一水平約為46%。但按照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學家霍利斯·錢納里（Hollis B. Chenery) 教授在著作《發展模式》（Patterns of Development）中的論述，城市化與人均GDP 之間存在著很強的相關性，按照這種相關性和中國的人均GDP水平，2008年中國城市人口占比就應該達到56%~58%。

　　“中國似乎是一個例外，戶口制度等限制了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蓖鯌c稱，在外向型戰略下，低成本的勞動力造就了強大的競爭力。但是展望未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變，中國將更多地依賴國內最終需求作為其增長動力，因而有必要重新考慮城市化的作用。

　　王慶稱，在新世紀的十年，中國城市化進程基本以每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前進。如果這一速度得到保持，到2020 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將提高到58%。如果城市化被賦予更重要的政策使命，年平均速率加速至1.5%，2020 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將達到63%。這意味著2020 年前，每年將有1200萬~2000萬農村人口轉為城市人口。

　　城市化有很強的投資、消費含義。對2020年中國城市化率的展望，則隱含著對未來十年中國經濟成長的含義。在投資方面，2008年中國農村人均資本存量為2.74萬元，僅是城市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城市化所包含的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投資以及住宅等私人投資空間巨大。根據王慶的測算，未來十年內中國城市化將帶來15.7萬億~21.7萬億元規模的新增投資，相當于2009 年GDP 的45%~63%。

　　在消費方面，城市人均消費同樣是農村人均消費的三倍以上，2008年的人均絕對消費差額達到近萬元人民幣。如果入城后的農村人口消費達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平，2011~2020 年間，城市化將帶來3.5萬億~5.0萬億元潛在的新增消費，相當于2009 年GDP 的10%~14%。

　　中國46%的整體城市化率背后，是東部地區接近55%的高水平，西部地區則在35%~40%之間。中西部地區城市化率將更有機會得到快速提升。

　　產業大轉移

　　全球知名代工企業富士康公司從珠三角的深圳、東莞地區，向中國經濟腹地河南、重慶、四川、湖北等地區的轉移，具有深刻的代表性。這種轉移被認為是土地、人力、能源、優惠政策等多種成本因素考慮的綜合效果，而且這種效果大于產業轉移所導致的交通運輸、產業配套等成本的提升。

　　富士康公司曾經是入世之后廣東省出口爆發增長的領頭羊，但今天富士康在內陸迅速擴張。同樣的趨勢在其他行業也看得到。2009年2月，英特爾宣布關閉位于上海浦東的芯片封裝測試工廠，將其生產整合到成都工廠。英特爾成都工廠開始建設于2003年，二期工程2005年建設，2009年10月第三次增資，在成都投資累計達到6億美元。

　　一個標志性的時點是2008年。2008年之前，僅僅珠三角、長三角地區，每一年這兩個地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規模都要高于全國其他地區的總和。但2008年之后，這種現象終于消失、改變。重慶2009年FDI增速高達47%，眾多內陸省份成為FDI新青睞之地。

　　2008年的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簽訂了外資企業投資項目45個，投資總額達46.05億美元，在2002年，這一規模只有3.63億美元。2009年的西博會上，僅四川一省簽訂的外資企業投資項目就達到88 個、金額134.73億美元。

　　“這是一輪從中國沿海地區往中國內陸地區的產業轉移，這一轉移與東亞地區過去三次產業轉移一脈相承。以這次產業轉移為代表，中國經濟的‘雁行模式’也已經全面鋪開�！敝薪鸸�司經濟學家張智威稱。

　　在東亞生產網絡發展史上，戰后的日本通過發展紡織、服裝、鞋帽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其出口高速增長。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日本開始失去其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產業鏈向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地區轉移，轉移速度在1985年廣場協議日元大幅升值后加速，導致了日本出口市場份額停滯的局面，而“四小龍”出口增長迅猛。這是東亞生產網絡的第一次產業轉移，從日本到“四小龍”。

　　之后，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四小虎”也出現同樣經濟奇跡，成就了東亞生產網絡的第二次轉移。

　　第三次轉移的目的地是中國珠三角、長三角。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出口產業開始崛起，鄧小平南巡之后中國改革開放力度加大，東亞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產鏈開始轉移到中國沿海省份。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和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更加快了產業鏈轉移的速度。

　　而當前則是第四次轉移，只不過本次轉移將會在中國內部完成，使得中國一些內陸省份得以復制“四小龍”、“四小虎”的經歷，實現經濟起飛。

　　誰將引領未來中國經濟？

　　內部的城市化增長、外部的產業鏈內移，將會使得中國各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持續分化。實際上，每一次產業鏈大轉移的時候都會出現未來幾年新的經濟領跑者。

　　中金公司將中國各省份列入四個部分，改革開放以來由上海、江蘇、浙江、廣東、北京、天津、山東、福建等省份構成的“第一梯隊”引領中國成長。中金公司將安徽、湖南、湖北、四川、重慶、內蒙古、廣西七省區市列為中國經濟的“第二梯隊”。第三梯隊包括黑龍江、遼寧、吉林、河北、河南、江西、陜西、山西。此外的大部分西部省份受產業鏈轉移不大，沒有列入三個梯隊之中。

　　中金公司認為，第二梯隊是中西部成功承接產業鏈的“七小龍”，未來5年將領跑全國。其經濟增速領先的優勢來自于“天時、地利、人和”，包括：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地理與交通的便利、基建設施的改善、勞動力成本的優勢、良好的工業基礎。

　　而第三梯隊是中國經濟的“八小虎”，由于交通與工業基礎等原因承接產業鏈的規模不如第二梯隊，未來增速可能略遜于第二梯隊，但是由于正處于經濟起飛期，第三梯隊的經濟增長速度會高于第一梯隊。

　　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的經濟崛起，將同時意味著新的核心城市群崛起，中金公司稱，重慶、武漢將成為領頭羊。重慶與武漢未來五年可能成為中國大城市中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城市，而且增長質量會較高。

　　其余重點城市如長沙、合肥、成都等，隨著結構改善、質量提高、收入增加、經濟運行的內生性和穩定性加強，也將成為第二梯隊的先頭部隊，帶動相鄰的城市圈齊步快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