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時鋒

　　伍峰是記者的朋友，在北京對俄出口集散地雅寶路上打拼多年。每當記者有外貿問題需要問人，他總是一個可信的咨詢對象。

　　這幾年，中國的對俄貿易總是隨著俄羅斯國內政策的變動而起起伏伏，伍峰的生意也因此時好時壞。記者也曾問他，國內高調擴內需，為何不試試轉內銷？他卻很直白地說，想過，但內銷遠比外銷難。

　　“做外貿，我只需要組織國內貨源，貨一轉手，市場銷售都是外商負責，省力省心。做內貿，并不是貨好就好賣——不僅市場需要自己開拓，而且國內銷貨‘水太深’，各處都要打點，隱性成本很高。”伍峰說。

　　中國現代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也對記者說過相似的故事。

　　這幾年，江涌多次到廣東調研，同很多的外貿加工企業主有過接觸。一些企業主對他說，他們并不是不知道企業轉型的必要性，但一沒技術積累，二沒內銷市場渠道，想轉，但轉型很艱難。

　　“今年下半年我去上海開會，又遇到一些企業主，”江涌對記者說，“由于去年市場不好，他們現在干脆不再做生意了——不愿意再受那份累，寧可將錢交給資金管理公司打理。他們說，以前很鄙視食利者，但如今自己卻頂上了這個‘惡名’。”

　　被扭曲的外向型經濟循環

　　曾讓中國引以為豪的出口制造業，如今已走到了不得不調整的關口，其中的變遷歷程耐人尋味。

　　無論美國還是日本，外向型經濟都曾是其國家騰飛最初的加速器。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輝煌，也得益于出口領域的資本積累。

　　這些積累不僅造就了中國制造業的現代化，也隨即轉為銀行系統的儲蓄和家庭收入。如果按照良性循環的模式，出口制造業本身的積累不僅可以先引導行業內部的產業升級，還能帶動行業內部勞動力要素價格的提升。獲得基本積累的企業將在市場配置下，將資本投資到國內其他領域，而在制造業中所形成的市場化要素價格機制將引導其他行業資源價格的形成，從而進一步引致市場在國家范圍內實行資源優化配置。

　　但當一個國家的主要資源和收入都依靠政府為主導的力量進行分配時，資源價格扭曲和經濟結構轉型的困頓也就不可避免。

　　一方面，外向型經濟在現有經濟中被定位為全部經濟的“輸血者”，而很少得到資源和政策的反哺，導致企業升級的原動力不足。“兩頭在外”的外貿經營模式不僅導致國內初級產品對國外市場的依存度急速上升，而且又使得中國無法將通脹壓力對外轉移。

　　幾十年來，從招商引資到招商選資，中國地方政府的政策在實際操作層面并沒有本質變化，加上國內市場開放程度有限、投資渠道單一，外貿積累的資本大多在現有模式下能做的是規模擴張，“兩頭在外”的外貿經營模式一直在延續。

　　盡管中國被外界稱為“世界工廠”或“世界車間” ，但現代制造業價值鏈的兩端都不在中國掌控之中，研發、原材料采購、品牌設計、銷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務等高附加值領域都在美歐手中。中國的制造業優勢只能用低要素價格及由此扭曲生成的龐大的政府財政“扛”著。隨著資源產品在容量和價格上的雙約束加劇，以及全球經濟轉型背景下的貿易摩擦加劇，政府總可能有“扛”不住的一天。

　　江涌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向型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興建了很多工業園，但總體看來大多并不算成功，因為這里只有“工廠化”而沒有“社區化”，人口紅利下看似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僅是其中的匆匆過客，缺乏戶籍制度改革的城鎮化政策使得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形成了脫節。

　　“第三產業的發展必須有利于人口的社區化，而現有的工廠化單一發展只能讓工業大而不強，從而使工業化的成果‘空洞化’。”江涌對本報記者說。

　　另一方面，在長期維持外貿順差的情況下，儲蓄大于投資是必然的結果。但政府主導下的凈儲蓄的分配并不經濟。作為中國社會儲蓄主要的分配渠道，銀行信貸更青睞同政府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投資，而政府本身的投資也總繞不開“鐵公基”這三大重點，產業結構和資源價格進一步扭曲，收入分配結構同居民消費實際需要相脫節——投資率偏高，而消費率偏低。據測算，中國的資本形成率(亦稱投資率，指一定時期內資本形成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由上世紀80年代初的32%左右升至2009年的46.8%；而最終消費率(指最終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則在同期由67%左右降至48.6%。居民消費需求和消費能力受到抑制，究其原因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

　　產業、居民收入、城鎮化，各個方面顯示，既有發展模式的扭曲已將中國的經濟問題扭成了一個結，牽一發而動全身，沒有單一方案能解決現有問題。

　　結構調整的政府責任

　　在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我們看到了政府宏大的進一步改革布局。政府將通過區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城鄉結構調整、收入分配結構調整、貿易發展戰略調整和需求結構調整這六大調整，來促進中國經濟結構的全面轉型。

　　而在這六大調整中，政府的作用都至為關鍵。以產業結構調整為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都需要政府來主導，沒有哪個國家是完全由市場和企業自發完成的。

　　美國是世界上市場經濟體系最為完善的國家，但這個國家的產業升級恰恰受政府作用影響最大。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引以為豪的半導體產業全球龍頭的地位被日本超過，美國政府牽頭制定并執行了半導體產業復興計劃——不僅由美國的國防部同多家IC企業成立了半導體制造技術產業聯盟，還利用政府采購來創造產業需求，通過風險投資市場提供資金支持，此外還利用外交和貿易手段為國內半導體行業護航。

　　產業結構調整是經濟結構調整的基礎環節。從19世紀以來，大國擺脫經濟危機的種種努力——調整勞資關系、推動消費、創造新市場等措施——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最根本的還是科技進步推動了產業革命。近年來，全球的科技創新步幅相對說來并不顯眼，政府必須“拋磚引玉”。

　　去年，美國推出了綠色經濟復蘇計劃，歐盟也開始實行綠色技術研發計劃，這些都是為了塑造新的競爭優勢，搶占新的制高點。

　　今年6月出版的第11期《求是》雜志發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的文章，題為《關于調整經濟結構促進持續發展的幾個問題》。李克強在文中表達了這樣的關切：“我國的產業還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低端，如果不能把握趨勢、搶占先機，就會拉大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一些參加過政府產業升級戰略制定的專家對本報記者表示，政府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發揮其引導作用時，需要做得“更為精巧和細致”，要把握政策對象的層次劃分，同時堅持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體。

　　過去幾年，中國提出了“自主創新”戰略，但也隨即承受了主要貿易伙伴國對于中國是否在進行貿易保護的質疑。中國在高鐵、特高壓輸電等領域擁有了國際最為領先的技術，但受益于這些高技術的中小企業仍然有限。因此在對“外”和對“下”兩方面，中國政府在產業升級上的作用值得探討。

　　城鎮化的重點在于鄉村再造

　　在“十二五”調整經濟結構的戰略下，六大結構調整都和城鎮化結緣，推進城鎮化是關系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主要抓手。

　　2009年，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46.6%。而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一般已接近或高于80%。人均收入與中國相近的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周邊國家，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城鎮化水平偏低，制約著中國內需的擴大，影響著產業結構的升級，也是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的重要原因。

　　申銀萬國首席經濟學家李慧勇對本報記者表示，根據他的測算，一個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相當于3個農民，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在當下將帶動消費增長1012億元，消費多增長0.8個百分點。

　　“每增加一個城鎮人口，需要基礎設施投資6萬元。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帶動基礎設施投資8008億元，投資多增長4.1個百分點。”李慧勇說，城鎮化對經濟的促進可見一斑。

　　有很多地方已經進行了城鎮化的探索。一些地方在取消二元戶籍制方面取得了突破，試圖打通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身份轉變的渠道；一些地方則通過宅基地流轉的方法，將農村最重要的資源——土地置換出來，然后通過村民土地入股的方式發展其他產業。

　　還有一些中西部地區則在積極承接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摩根士丹利亞洲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王慶說，在吸引投資方面，重慶是一個尤其成功的典范。

　　王慶表示，全球主要的筆記本電腦制造商之一惠普已開始在重慶的制造基地生產電腦。2012 年，惠普的產能將達到6000 萬臺，其中3000 萬臺將在重慶生產和組裝。包括富士康、廣達、英業達、仁寶在內的許多代工制造商(ODM)也計劃緊隨其后落戶重慶，而這條產業鏈上的80 多家零件制造商也已投資重慶，這將使這個城市的筆記本電腦年產量超過8000萬臺。重慶將成為中國乃至亞洲最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

　　王慶說，如果沿海地區人口不包括在那兒工作的農民工，那么中國內陸地區的戶籍人口是沿海地區的兩倍，其人口結構非常適合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企業。而重慶模式雖然目前顯得最為成功，但其潛在瓶頸在于，要使農民進城，需要脫下農村的“三件衣服”(承包地、宅基地、林權)，穿上城市的“五件衣服”(就業、住房、教育、醫療、養老保障)，但政府存在融資難題，另外城市的土地供應也是瓶頸。在他的建議中，土地流轉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

　　江涌表示，他在調研中也發現，很多地方簡單地用讓村民集中居住的方式將農村強行轉變為城鎮，但這樣的簡單復制容易給鄉村引入大城市早已頗為頭疼的城市病。

　　他認為，中國千百年來形成的鄉土社會與西方城邦化的發展歷史并不相同，中國的問題究其本質還是農村問題，所以中國城鎮化的本質是要從鄉村再造出發，而不是直接照搬現有的城市化模式。

　　李克強在其文中也同樣點出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這個過程中，有不少重大問題需要深入研究，比如怎樣形成合理的城鎮化布局，怎樣籌措城市建設和公共服務資金，怎樣使城市規劃和管理水平與城鎮化相適應等。總之，要因地制宜，積極探索，努力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