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四大機遇與四大挑戰對未來金融的需求分析,同時基于“金融滯后”和“金融弱國”對未來金融的供給分析,理論邏輯和現實決定了當今中國沒有其他選擇。在未來一個歷史時期內,或者說在到2020年前后的戰略過渡期內,作為金融的總體戰略方向,只能選擇國內金融的充分市場化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
所謂國內金融的充分市場化是指,中國經濟面對穩定增長的挑戰,中國金融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從市場準入、資金價格、微觀治理到金融運行,以市場機制為導向實現資源要素的配置。所謂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是指,在匯率、資本管理、一國貨幣國際化等核心問題上,未必能一步到位,按成熟、發達經濟體的慣例或主導的制度運行。如果過快打開“金融國門”,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不僅在方向上是錯誤的,而且是極其危險的。
今天是在中國經濟以市場為導向,雄心邁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崛起正旺、美國經濟以這輪危機為標志,開始出現衰落之征兆;同時美國不管從國際政治、軍事、經濟、技術與金融等方面看,又仍處于絕對大國地位的時期,研究中國金融戰略。因此面對不同的時代特征,決定了要制定一個好的金融發展戰略,必須順勢而為,要有新的思維。
在這一時期,美國的財政、貨幣政策以及美元仍主導著世界經濟的周期。近五六十年的世界金融史表明,不受國際社會硬性約束的美元這一“中心貨幣”和其他“非中心貨幣”交織而成的世界貨幣體系,影響著世界各國貨幣間匯率的起伏跌宕。過去幾十年的相關國家金融危機史已證明,在美國等“金融強國”的制度優勢慣性下,對小國、轉軌中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而言,若全面、過快地參與金融全球化,放松各項金融管制,收益與風險明顯并存。弄得不好,將招惹金融危機或經濟動蕩(若加入美元貨幣區,則另需分析)。同時當年中國,既不是不被人關注的小國經濟體,也不是對世界經濟無所作為的經濟體,但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國內結構等問題又甚為嚴重,這決定了可以有所作為,又不能太有作為。
在自身未做好充分的制度準備情況下,全面放松國內的一切金融管制,一時間也許會享受金融全球化的好處,但也會難免發生有些國家曾經歷過的痛苦。難免形成中國只能被迫為國際市場資源調節的對象,難以實現“以我為主”地引導世界資源配置為我所用的局面。特別是今后國際金融秩序重建中現在難以預料的矛盾與沖突,往往會引致“中心貨幣”國家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可能采取過激政策,引致世界新的不穩定因素,更容易對全面、過快融入金融全球化的國家帶來不必要的外部沖擊。
同時又需看到,在中國未來一個歷史時期,完全有可能出現的事實是,如果自身加快市場導向的國內金融改革,充分利用好城鎮化、工業化、國內高儲蓄率以及合理利用好經濟全球化的動力源,中國經濟在盡可能趨向市場可能性邊界及外移邊界本身的過程中,仍存在巨大的潛能與空間。因此,如何抓住自身發展機遇,在參與金融全球化、享有金融全球化好處的同時,力避因自身條件不具備而可能引致的金融全球化中的風險?如何“魚與熊掌”兼得?在認清世界時局大勢,亞洲、“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經濟的“士氣”正旺、美國經濟“士氣”正衰,世界力量和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之期,維護好這個勢頭,發展好這一勢頭,在不使歷史趨勢突然中斷的過程中,獲得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利益,這正是確立中國金融戰略核心意圖的出發點。
具體分析,中國金融戰略的核心內容有四項:人民幣匯率、資本賬戶管理、人民幣國際化和國內金融改革。在這四項內容中,國內改革是其他三項的基礎和條件。缺乏國內金融(包括經濟)的進一步改革,一切金融開放活動都難以推進。因為要與全球化金融全面接軌,基本條件是國內金融充分的市場化。
人民幣國際化,是大國經濟崛起的最顯著標志,因此也是中國金融戰略所謀求的最核心內容。只有圍繞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漸次推進,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和資本管制的放開,才存在不偏離中國經濟利益的最后追求。但是人民幣國際化需要資本管制的基本放開為前提。而資本管制是匯率政策的一種配合,匯率政策既是推動國內經濟結構改革和穩定發展的杠桿,又是國內經濟、金融逐步改革的結果體現,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適應過程,同樣離不開其他三項內容因素的制約。
因此,整個戰略的實施,關鍵是要處理好上述核心內容在政策操作上力度搭配和先后次序。例如,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需要有國內改革匯率進一步趨于彈性和資本管制放開的配合,同時人民幣國際化的加快推進,又可減輕匯率彈性的要求壓力。匯率的逐趨彈性,既需要國內改革的配合,又給放松資本管制減輕了壓力,給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創造了條件,等等。由此可見,“有限的全球化”,是指在匯率、資本管理、人民幣國際和國內改革方面,分別逐步推進、相互配合促進中的一種交錯發展,是一個逐步逼近全面參與金融全球化的動態過程。
“退一步”是為了“進二步”。可以說,“有限的全球化”是戰略過渡期內的無奈選擇,是為了趨利避害,在保護自己的同時,發展自己,打好金融強國的基礎,為金融更大的開放做好充分的準備。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