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剛 楊志

　　積極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高舉和平、發展、合作旗幟，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維護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同世界各國一道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擴大同發達國家的交流合作，增進相互信任，提高合作水平。深化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和務實合作，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促進共同發展繁榮。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深化傳統友誼，維護共同利益。深入開展多邊外交，積極參加國際合作。維護我國海外公民和企業正當權益。加強公共外交，廣泛開展民間友好交往，推動人文交流，增進中國人民同各國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誼。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世界格局正在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以中國為代表的一批新興國家，在經濟領域迅速崛起，由此引發世界政治格局也面臨調整。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如何以大國心態坦然應對這些變化，如何以負責任大國的形象走出亞洲，走向世界，令國人深思，也令世人關注。

　　今年二季度，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因為在人均上仍然很低，所以這一成績本沒有什么值得炫耀之處。但這一事實還是在海外受到密切關注，因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是在全球開放狀態下取得的，作為世界經濟內在的一部分，中國將以什么姿態跟其他國家打交道？中國與其他曾經崛起的大國會有什么不同？崛起的中國，是世界秩序的維護者還是創新者？……世界在打量中國，中國需要一個回應。

　　作為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先生一直在關注中國，并不斷地撰文對中國政局發表看法。他最近的文章主張，中國既然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就應當體現出“大國大外交”的格局，不僅要培育理性的民族主義，還須培養自身的國際責任觀，既要具有保護海外利益進入中國的能力，也需具有保護中國利益“走出去”的能力。“外交不僅應該為經濟服務，經濟也應為外交服務”。

　　那么，到底應以什么心態看待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和平崛起的過程中，中國如何應對一些國家的阻力和挑戰？貿易摩擦和匯率糾紛背后的政治邏輯是什么？中國怎樣適應舊有國際秩序，又如何創新國際規則？中國“大國外交”格局的建設，應從何入手？圍繞這些問題，《第一財經日報》專訪了鄭永年先生。

　　G2概念已事實存在

　　第一財經日報：日本內閣府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中國GDP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有報道認為，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從國際環境來看，對中國來說，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很多糾紛也隨之而來，貿易摩擦加劇，人民幣升值壓力也更明顯。在你的視野中，如何看待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如何面對這種身份的轉變和確認？

　　鄭永年：中國GDP現在是第二位，這對中國自己來說，似乎沒什么，因為中國人均GDP還是很低的。但中國GDP超日本，這對國際社會的震撼還是非常大的。

　　GDP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實力非常重要的方面。19世紀90年代，美國成為大國，經歷一戰和二戰的洗禮，大家對美國的作為是基本了解的，美國成為大國也是大家可以預期的。

　　后來日本成為第二經濟大國，沒有人認為日本是一個威脅，因為日本和美國聯盟，在經濟上成為大國，但在政治和軍事上從來沒有成為大國，它只不過被納入了美國的體系。

　　而中國現在是不一樣的。首先，中國經濟上成為大國，是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結果，是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現在中國又是貿易大國，包括出口和進口都占很大比重。有種說法是，中國消費什么，什么就變得貴，中國生產什么，什么就變得非常便宜。這種說法，其實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解釋，就是中國已經對世界經濟產生很大影響，中國的任何變化都可能對世界經濟產生影響。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既然已成為第二大經濟體，那么在經濟上考慮問題，就要有相應的大國責任。因為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其內在的變化對世界經濟將產生很大影響，所以貿易平衡、人民幣匯率等問題，不能僅僅從國家本身利益考慮，而是要從整個國際體系的利益考慮。因為我們還需要這樣一個經濟體系，如果這個經濟體系垮掉的話，就會出現世界大危機。

　　當然，中國也在不斷強調自身對世界的責任。在去年第64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發言中，胡錦濤主席發表了題為《同舟共濟 共創未來》的講話，就指出：“用更廣闊的視野審視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用更全面的觀點看待發展，促進共同繁榮；用更開放的態度開展合作，推動互利共贏；用更寬廣的胸襟相互包容，實現和諧共處。”體現出負責任大國的態度。

　　從政治方面看，中國與日本也不一樣。日本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從來沒有獨立的政治、外交和軍事，都是被美國消化。中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而且中國的價值觀和西方不一樣，所以大家對中國的不確定性感覺更大。不少國家都在打量：中國究竟要成為什么樣的國家？大家非常擔心，中國加入國際體系，會不會同床異夢？加入了體系，就是同床了，但大家發現價值觀很不相同，所以有人提出中國與美國“同床異夢”的問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就很好理解，美國為何老跟中國吵架，這屬于正常狀態。

　　但是，在爭吵之外，中國要和美國維護共同的體系，需要共同價值，否則共識就難以達成。這就是今天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有人稱這種關系為“G2”。以前美國和英國、美國和日本是二國集團聯盟，但中國和美國的G2不是共同聯盟，不是共同價值體系，而是真正意義上的G2，有爭吵，有合作，有對世界的共同責任。

　　盡管中國官方還沒有承認“G2”的說法，但從中國方面來看，這是實際存在的。中國只要處理好跟美國的關系，其他問題就相對好辦。這包括經貿和匯率問題，也包括南海、東海等問題。

　　如果中美之間長期處于沖突之中，不僅對兩國沒有好處，對整個世界體系都沒有好處。所以，既要有合作，又要有矛盾，這是一個常態，也是可以接受的，合作沒有問題，如何建設管理沖突的機制就非常重要。

　　美國衰落不可避免

　　日報：中國有不少學者認為，目前世界上，美國的霸主地位不可取代，無論是美元本位還是貿易體系，中國更需要的是服從美國，而不是去挑戰美國，你如何看待這個觀點？

　　鄭永年：對于中國，美國的心態其實也比較矛盾。一方面要防止老二挑戰老大的地位，所以美國的主要任務就是要保證自己的地位，防止中國挑戰它的霸權。所以美國要建立很多機制來防止中國挑戰它的霸權，如在臺灣、西藏、南海和朝鮮等問題上。另一方面，美國也承認，正如奧巴馬曾說過的，帝國過分擴張會加快衰落。美國現在是唯一的警察，所以希望中國承擔責任，今年美國安全報告還提到了“領導責任”，這是第一次提到。這就是矛盾的態度，既要防止老二挑戰我，同時要老二承擔責任。

　　但事實上，美國目前的霸權已經開始動搖了，所以對中國更加害怕。美國由于過度擴張，開始衰退，尤其是經濟危機之后，美國政治、軍事、經濟力量，只剩軍事最強大，政治不如以前，實體經濟都已經下滑，從實體經濟到就業，都出現了嚴重問題。

　　相對來說，中國狀況要好很多，金融危機影響不大，經濟仍處于上升階段。從其他國家來看，如果美國生病了，這個警察誰來擔當？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希望越來越大了，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以前中國一直是發展中國家，現在一不小心被推成了發展領袖，印度、巴西躲在中國身后。中國如果作為發展中國家還可叫“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話，現在則不能隱藏了，因為已經發展起來了，大家目光自然而然就轉向了你。別人既然把你列為了NO.2，那么你就不僅要照顧發展中國家利益，還要照顧其他國家的利益，包括整個世界體系的國家。

　　避免成為另一個美國

　　日報：我們剛才談的，似乎總是在圍繞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系。你曾有一篇文章說，要避免中國外交的美國化思維。可是事實上，我們總是有意無意地陷入這樣一種思維。在多數人的心目中，好像只有成為美國那樣的大國，才是真正的“強國夢”。這個想法，導致目前除了向美國看齊，似乎失去了自我？

　　鄭永年：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如何避免成為另外一個美國，確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中國應該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如果美國怎么做，中國也怎么做，這樣就不好了。在處理具體國際事務中，中國有時也體現出了不同，如在緬甸、朝鮮等問題上，中國就不想像美國那樣動不動經濟制裁或者是軍事手段，這也是中國在解決體系問題時做出不一樣的地方。

　　再比如在與非洲、拉丁美洲關系等方面，中國的國際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仍表現出特有的傳統。中國在和這些地方進行資源外交的過程中，努力和這些地方發展出包括經濟在內的各種關系，用這些關系來影響一些國家。西方則用自己的話語來描述中國在這些地方的行為，如“新殖民主義”、“和西方競爭外交空間”、“搞全球外交”等。盡管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做，但因為中國陷入了西方的話語體系，沒有能夠給這些國家的人和國際社會一個合理的說法。由于建立不起自己的話語體系，一些說法不中不西、不倫不類，缺乏影響力。這對中國很不利。最近西方開始利用“新殖民主義”的話語動員其支持力量，這勢必損害中國在非洲的利益。中國要確立能夠解釋自己國際行為的話語，就必須脫離西方的話語體系。

　　我曾經指出過，就中國外交而言，最悲慘的結局可能就是失去了自己的行為邏輯而陷入美國的大國邏輯，采用與美國相仿的政策。如果那樣，既會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也不利于世界。

　　如何建立“大國大外交”

　　日報：作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以后肯定還會以更開放的心態融入世界。在這個過程中，如何以國際社會容易接受的心態跟其他國家打交道，如何開創“大國大外交”的格局，你有什么建議？

　　鄭永年：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還處于早期階段。中國開始考慮如何做大國，但大國是要有大外交的。英國也是通過很長時期才成為大英帝國。美國1890年就成為世界上GDP最大的國家，但之后好幾十年，美國并不想成為世界大國，而是過著自得其樂的生活。后來是在一戰后不得不進入世界體系，二戰后才逐漸成為大國。

　　中國改革開放也沒有多長時間，2002年、2003年才提“走出去”的口號，也不過十來年的時間。所以，要成為真正的負責任大國，還有一段時間。

　　但首先，中國必須要有意識，沒有意識永遠成不了大國，要有意識才能成為大國。毛澤東曾經提出，中國要對全人類多作貢獻，這就是一種大國思維，但如何作貢獻，將給世界呈現什么禮物，是要思考的。大英帝國給世界的禮物是自由貿易，美國給世界的禮物是自由民主。中國給世界的禮物，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是一個理想，但不要是口號，要有具體的制度化和政策的行為。

　　其次，大國外交還需要外交資源的整合。中國各方面的外交資源都在增加，但沒有整合機制。比如說外交、商務和國家安全部門之間沒有有效的協調。本來應當是國家利益優于部門利益，但因為協調機制的缺失，結果就是部門利益優于國家利益。稀土的出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由于沒有協調管理，不僅導致國家戰略資源的巨大浪費，更為嚴重的是，自己的資源，但話語權好像在他國手中。

　　外交方面，美國有很大的協調機制，以前大英帝國的外交體制也是很宏偉的。各個國家部門沒有整合，就沒有整個國家的利益，而只有部門的利益，一個國家的外交部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中國須培養自身的國際責任觀。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不僅要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要對整個世界體系負責。如果僅僅對某一個國家負責，那是對外關系。盡管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但“走出去”的時間并不長。中國也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界定和培養中國的國際關系觀。在中國具有國際觀之前，很難有大外交格局的出現。

　　除此之外，健康而理性的愛國主義情緒和自信心，對于建立“大國大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