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婷

　　參加上海市2002年高考的“80后”不知是否還記得，那一年復旦大學分數線最高的專業是國際金融系。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我們還分不清“經濟學”與“金融學”究竟區別何在，然而八年后的今天，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已遍布在全球各個金融中心，從事著金融服務的各種分支產業。

　　我想說的是，“80后”幾乎見證了中國金融發展速度最快的十年。

　　與親歷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一代人不同的是，我們似乎輕而易舉地享受著經濟高速增長的改革“成果”，但不得不與此同時面對并參與一個尚處在起步階段的金融產業。

　　“強國金融”與“金融強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分別適用于中國與美國：對于經濟增速全球居首而經濟總量已躍居第二的中國而言，金融業還在襁褓之中；而在過去將近一個世紀中，金融業已經幫助美國成為目前世界上最龐大的經濟體。

　　我們離“金融強國”有多遠？

　　我隨機把這個問題發給MSN上兩位同齡人，卻得到了驚人相似的答案：在美國從事保險精算的朋友告訴我：“體制不同、模式不同，大概和歐美差10年”；另一位復旦大學金融學博士即將畢業的朋友告訴我：“我覺得和美國比，間接融資差大概10年，直接融資差20年。”

　　十年可以很長，也可以很短——取決于做什么，而做什么又取決于缺什么。

　　有人覺得我們缺“財商”，認為國內除了少數幾個大城市的普通民眾有“財商”的概念和理財的意識，大部分國人對投資產品并不了解，因此容易盲目跟風，導致很大一部分的市場參與者非理性現象。而美國幾乎人人都會參與作為理財渠道的金融產品，甚至一些老人也會有自己的理財顧問。

　　也有人說我們缺“產品”，金融產品相對于金融資產規模而言過于單一，直接融資缺少一個較好的長期債券市場以及二板市場，間接融資又缺創新。而美國的金融產品名目之多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于引爆了這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

　　更多人抱怨政府“管制太多”，盡管管制逐步放開，金融創新也在出現，但管制放開的腳步總顯得慢于創新需求。除此之外，人們還萌生了這樣一個問題——金融發展的收益過度集中在金融機構和政府手中。

　　上面所說構成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并涉及“蛋糕”怎么做、怎么分。問題是我們既沒有好生養的“雞”，也沒有孵化率高的“蛋”，做“蛋糕”的手法也不成熟，分“蛋糕”的道理也難辨黑白。

　　在這樣的情況下，浙江省的各類民間金融活動的發展就顯得極為有趣，這種需求驅動、自發的、半推半就、慢慢制度化的局面幾乎讓我聯想起上世紀80年代的價格體制改革。聽起來讓人有些激動：“80后”是否也將見證一場天翻地覆的金融改革？

　　不如再過十年來問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離“金融強國”還有多遠。(作者為本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