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美怎么可能變成我的公司呢？這個公司根本就不該有姓氏”

　　本刊記者 王姍姍 于寧 | 文

　　兩周以來，在大股東黃光裕發起奪回控制權的爭奪后，國美董事局主席陳曉便背上了“小人”甚至“漢奸”等等罵名，他是否有意圖謀國美的控制權？在引資中是否欺騙了黃光裕？他如何與管理層度過這一艱難時刻？是什么動力支撐他走到現在？如果他和黃光裕面對面，將是如何場景？

　　面對記者的諸多提問，8月20日下午，陳曉第一次接受了本刊記者的采訪，地點就在鵬潤大廈18層辦公室。

　　一問一答間，陳曉顯得平靜，但說到種種責難，一向以“理性”自詡的他亦難免情緒波動，礙于中期業務發布以及即將召開但尚未確定日期的特別股東大會，他沒有說出來的話還有太多。

　　財新-《新世紀》：現在對你和國美都是一個很艱難的時刻？壓力大嗎？

　　陳曉：媒體說我和他爭權奪利，控制公司，我是一個小股東，國美怎么可能變成我的公司呢？根本就不存在這個問題，這個公司根本就不該有姓氏。

　　財新-《新世紀》：2008年11月黃光裕被突然帶走，管理層如何從“只負責執行”逐步轉變成“集體決策層”？

　　陳曉：公司的危機實際上并不是突然出現的。它已有先兆。

　　后來黃光裕被帶走，我就變成董事局代理主席。當時公司面臨重大危機，52億港元的可轉債很可能觸發提前贖回，而公司根本沒有錢。

　　幾乎所有銀行貸款全部停止，有些要求我們提前還款，大部分賬戶被凍結。供應商也要求縮短賬期，最極端的時候要求我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這段時間不堪回首，公司可能頃刻間就沒了。這時，管理層承擔責任是義不容辭的。

　　大家自發地沒日沒夜地和銀行、供貨商溝通，對外強調公司和黃光裕是兩回事，就想如何度過這個危機，連明天都不敢想。

　　這個過程很漫長，從2008年11月底，一直延續到第二年3月。那時曾以我個人無限責任提供擔保做抵押貸款，最高時貸了一二十億�，F在這些行為都變成陰謀和笑話了。

　　財新-《新世紀》：當時引資的需要、方案選擇，黃光裕參與意見了嗎？

　　陳曉：那個時點上，我們不需要征求他意見，但實際上我們還是征求他了。公司不行了，必須融資。2009年3月前，我們想過很多辦法，但那時全世界都沒錢。國美的股價一直低于同類公司，資本市場對這種情況有一個名詞叫“黃光裕折讓”。大家都知道我們需要融資時，能談什么條件？

　　財新-《新世紀》：當時機構投資者認為攤薄到多少才有安全感？

　　陳曉：幾乎無一例外都要攤薄大股東股權。黃光裕說：“是誰不重要，但不能被攤薄到30%以下�！倍鴻C構說，“必須攤薄到30%以下，我們才可以投資”。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財新-《新世紀》：同意這個條件的，只有貝恩？

　　陳曉：對。它同意，但有很多附加條件，“我可以股權少一點，但我對公司治理、透明度有要求，我參與董事會”，所以他們要求在董事會至少要有三名董事。

　　財新-《新世紀》：為什么在貝恩融資后三個月又第二次發債融資16億港元？

　　陳曉：我們第一次融資不夠，因為不能攤薄大股東到30%以下。實現兩輪融資，后一輪融資就會好很多。因為第一輪融資之后，讓別人知道你公司死不了，我談判的籌碼就多了。第二輪發債融資的轉股價是2.84港元，第一輪只有1.06港元。

　　財新-《新世紀》：黃光裕知不知道融資的具體條款？

　　陳曉：我怎么告知？我沒法和他自由交流呀。具體的條款不可能讓他知道，我們的司法體系不允許一大堆文件拿去讓他看，就寫個條子告訴他有這件事情發生了。

　　財新-《新世紀》：后來發行可轉債時征求黃意見了嗎？

　　陳曉：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見，因為是必須還的錢，52億港元還沒解決掉。前面發債是給市場信號，說明公司不會倒。分兩步融資比一次性做好很多，因為第二次融資的價格比較高。

　　財新-《新世紀》：永樂被國美收購的時候，你為什么留下來做國美總裁？

　　陳曉：是黃光裕希望我做這個總裁的。我把永樂賣給他，作為新公司的股東，我希望我的投資回報可以更多。今天這個狀態，從股東角度來講，這么折騰是誰都不愿意看到的�？陀^上我們給競爭對手很多機會。

　　財新-《新世紀》：你怎么評價黃光裕這個人？又怎么來看自己的優缺點？

　　陳曉：執著。他認為該堅持的，他一定堅持。我自己，沒什么優點。我最大的問題就是太理性。太理性有時候挺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