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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收入分配結構失衡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12日 02:18  21世紀經濟報道

  曹理達 周慧蘭

   建設“橄欖型社會”

   《21世紀》:此次收入分配改革提出“建設以中等收入為主的橄欖型社會”,我國現有的收入結構是怎樣的?改革以來沒有形成龐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原因是什么?

   李實:中國是否存在中產階級,這一點是有爭論的。國際上有一套關于中產階級的標準,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標準不同,國際上給發展中國家定的標準是比較低的:每天每人收入超過4美元,也就是說月工資1000元左右就算中產階級;上限則是每天每人10美元,即月收入2000左右。按照這個標準,中國的中產階級隊伍很龐大。但這個標準不一定適用于中國。對此,國際上也有爭論,如認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是不同的,由于國情的差異,發展中國家之間中產階級的標準也應不同。那么,中國是否存在中產階級,完全取決于我們如何看待、定義中產階級。

   從人口比例來看,中國的收入分布情況不是橄欖型,而是金字塔型,而且是一個底座非常龐大的金字塔,低收入人群是整個社會中很大的一個群體。如何改變這種狀況?既要靠經濟發展,收入提高,使得低收入人群能夠有上升到中等收入群體的機會;也要不斷調節收入差距,縮小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群之間的收入差距。

   周天勇:現在我國的收入結構是“倒丁字型”,從目前我國許多地區居民收入的分布統計狀態看,高收入到中等收入者的分布形成一條豎線,而低收入階層是下面的一條長橫線,這種收入分配狀況甚至比金字塔型分布還要糟糕。金字塔型分布中,中等收入者比我們還多一些,從金字塔型轉為橄欖型,完成起來會更容易些。而現在我們從倒丁字型轉為橄欖型,任務更加艱巨。

   從一般意義上講,國家的中等收入者包括銀行職員、政府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以及公司白領,還有大量的中小企業投資者和經營者。從我國中等收入者的構成來看,主要是中小企業的投資者和經營者比較少。中小企業沒有充分發展起來,根源在于稅費負擔重、融資困難。按照國家工商局的數據推算,我們大概每一千人口企業的數量是12個,而像韓國、臺灣等地可以達到每一千人口50個企業,我們和他們的差距非常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主力是中小企業投資者和經營者,我們的中等收入群體正是在這方面比較缺乏。如果我們達到一千人口有五十個企業的話,假設一個企業有兩個人投資經營,一千人口里面就有一百個中等收入者,達到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再加上其他職業的中等收入者,就能夠形成一個橄欖型的分配結構。

   遲福林:“擴中”是我國收入分配政策調整的目標之一,但我國長期未能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整體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擴大的背景下,很難形成一個中等收入群體快速增長的趨勢。其次,和我們的經濟結構密切相關。在以投資、工業化為主導,而不是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結構中,很難產生大批的中等收入者。高收入群體主要靠投資性、風險性收入,中等收入群體則主要靠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源要素獲得收入。在服務業比例較低、結構嚴重不合理的情況下,這很難做到。最后,也和我們的社會結構聯系在一起。我國剛剛公布了“人才發展戰略規劃”。近年來,在整個社會結構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不斷增加,與此同時,大學生就業難的現象也開始出現。這意味在當前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的安排下,他們很難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在這個特定背景下,這些高素質人才很難成為中等收入群體。

   因此,建設“橄欖型社會”,擴大中等收入者的隊伍,需要中央的政策支持。通過經濟結構調整,人力資源在整個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價值不斷提升,中等收入群體也會有條件進入一個較快發展的階段。

   提高居民收入比重

   《21世紀》:近日,國務院《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提出,要研究調整和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您認為怎樣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更為合理的?

   白重恩:根據我們在研究中調整以后的資金流量表進行計算,居民部門收入占比從1993年的63%降到了2007年的52%,下降11個百分點,即在14年的時間,每年約下降一個百分點,同期政府收入增長9個百分點,企業部門增加2個百分點。

   不同的國家,政府的職能不一樣,公共財政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也不同,所以在這方面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在民生方面,政府近幾年支出增加了很多,社保尤其是醫療保險投入較大,這些公共服務支出都是必要的。總的來看,公共財政在國民經濟中的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政府投資這部分,在模式上值得反思。政府投資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可以由市場來做的。以高速公路為例,老百姓更傾向于公路不收費,不收費的成本是什么?是由政府出資去建,而現在政府財政支出擴大,很多人又感到不滿。其實高速公路收費有它的合理性,誰使用誰交費。人們不應該認為收費就是萬惡之源。市場可以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一些收費公路地方政府收回以后,運營成本反而大幅增加。老百姓往往把公益性和公共品混淆在一起。市場也可以提供有公益性的產品,比如食品是有公益性的,不能讓人餓死,但食品不是公共品,每個人都得在市場上購買。所以,不能指望所有有公益性的事情都由政府來做,這將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減少老百姓對收入的支配權。

   企業收入的增加,在完善的市場機制當中不是問題,因為企業最終的所有者是居民,即使是國有企業,當政府可以從國有企業拿到很多收益,就會少收居民部門的稅,減輕居民負擔。但現在我國的情況不是這樣,國企留成很多利潤,即使有了分紅還是繼續留在國企系統內,沒有進入公共財政。從公司治理的角度,國企留太多錢進行投資,不受約束,會降低投資效率,而且可能會過度投資。國企應將分紅轉給居民部門,比如國資委拿出國企利潤去支持社保。這種方式一舉兩得,既減少了過度投資,又充實了社保賬戶,減少居民負擔。

   分配格局再平衡

   《21世紀》:如何評價目前收入差距問題的嚴重程度?城鄉、行業、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近年來呈現怎樣的變化趨勢?政策應怎樣有針對性的進行調節?

   周天勇:目前我國比較公認的基尼系數是0.47,超過了國際警戒線。一般來說,基尼系數超過0.4,社會就難以承受了。首先,城鄉收入差距,若農民按純收入計算,包括現金收入和非現金收入,城市按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城鄉收入差距每年仍在擴大;其次,從各地上報的GDP數據來看,地區之間的差距也呈擴大趨勢;最后,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勞動者和居民收入的占比也在下降。所以,收入差距加大從數據分析方面可以證實和看出,這是不爭的事實。

   這一問題首先源于經濟結構。農業集中的勞動力過多,而耕地是有限的,農業增加值在下降,勞動力轉移不出來,城鄉差距就很難縮小。同時,服務業從業人員占比過低,服務業是解決普通勞動者就業、轉移農村剩余勞動人口的有效途徑。若分別計算中國城市和農村的基尼系數,城市的基尼系數是0.34,農村的基尼系數是0.37,但城鄉綜合的基尼系數就高達0.47。因此,城鄉差距過大,是導致中國基尼系數較高、貧富不均的一個重要的結構性原因。縮小城鄉差距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推進和加快城市化,擴張服務業,轉移農村和農業中過多的人口和勞動力,使其與日益下降的產出相適應,才能從根本上抑制和縮小城鄉發展和收入不平衡,抑制全國總體基尼系數的擴大。

   李實:學術上對于收入分配的估計基本上是采用一些指標,如用基尼系數來衡量收入差距的大小,在估計過程中由于采用不同的收入定義和不同的估計方法等原因,可能存在一定估計誤差,因此,對一個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一個轉型中的國家來說,收入分配差距的低估和高估都是正常的。

   但是對我國收入差距變化的總趨勢是大家認同的,即收入差距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在不斷擴大的。雖然在一個時點上,收入差距有高估或低估的可能,但從實際情況來看,收入差距的擴大也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因此,對于這一問題,我們不能只基于某一時點、時期估算中的誤差,就否定一個較長時期內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白重恩:基尼系數的擴大,我們需要有比較平衡的理解。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那時收入分配并不是按勞取酬,人們的勞動積極性非常差,經濟效率也很低,所以不能認為那時的情況是理想狀態,那并不是一個好的參照系。而和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基尼系數有所上升,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此,不能簡單下結論說收入分配一直在惡化,而應看到基尼系數增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找出不合理的因素并努力消除。

   在城鄉、地區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中,行業間差距有很大的不合理因素。行政壟斷性行業和腐敗產生的高收入群體,是老百姓最為反感的,這種收入差距是最為不公平的。而城鄉和區域的差距不能過分夸大。城鄉基尼系數的統計方面也存在問題,在農村我們統計的都是留守人群,他們本來就是農村勞動能力比較弱、收入比較低的人,年輕力壯都出去打工了。

   在農村的收入統計中遺漏了大量的流動人口,他們是農村當中的高收入者;在城市的統計中他們也沒有被計入,他們是城市低收入者。農村流動人口原本是可以平衡城鄉收入差距的,但這么重要的人群在統計中被遺漏,使得城鄉收入差距在統計數據中被高估了。

   從政府政策的角度,首先要改革行政壟斷部門。壟斷行業不僅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還會影響創新和經濟的長期發展。在壟斷的諸多負面影響中,有一點往往被忽視,即壟斷行業收入高了,大量人才為了高收入而投身到壟斷企業,很難發揮專長,造成人才的錯配。未來政策要盡量減少壟斷,消除壟斷行業的進入壁壘,加強市場競爭,讓企業之間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在平衡區域差距方面,政府近年來做了很多工作。比如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在補貼老百姓買保險方面,西部地區是由中央政府出錢,而東部發達地區幾乎都由地方政府出錢,這已經起到平衡區域收入差距的作用,體現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改革方向。今后轉移支付應減少專項的轉移支付,多一些財力增強性的轉移支付,讓地方政府能夠有更多的支配權,能更好地根據本地區的需要為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務。

   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的最根本的辦法是推進城鎮化。政策應該多補助農民,而少補助農村。如果一個農民只有他在農村的時候才能得到補助,他就不愿意進城了,城鎮化的速度就會減慢。所以無論農民在農村種地還是出外打工,同樣都可以享受政策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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