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薪潮”一旦真正來臨，不可能引發外企恐慌性“逃離潮”。相反，在新的發展條件下，將會拉動“中國制造”再上臺階。

　　自本月初尤其是本周以來，“‘加薪潮’開始蔓延”、“外企考慮遷離珠三角、長三角”、“外企擬向越南、印度轉移”之類報道在國內媒體多了起來。

　　讀者們當還記得，大約兩年前，在《勞動法》修訂和《勞動合同法》頒行前后的數月間，類似報道也曾一度密集出現在國內媒體上。可結論怎樣，事實早已做了回答。

　　作為“勞資沖突”軟著落的針對性舉措之一，富士康在大陸企業最近連續兩次宣布為員工增加起薪，第一次平均加薪幅度為30%左右，第二次再增60%以上。查閱富士康掌門人郭臺銘及富士康其他高層人士近期的公開談話，并無證據顯示富士康大幅為員工加薪系政府逼迫所致。

　　眾所周知，富士康的絕對控股大股東鴻海精密集團是上市公司。相較于媒體虛實難辨的報道，大陸和港臺十數家券商的分析師們要嚴謹許多，他們提供的分析報告普遍認為，加薪對富士康業績有影響是肯定的，但沒有坊間所渲染的那么可怕，最遲在明年第四季度，富士康業績將重新企穩回升。

　　大陸和港臺的分析師并非盲目樂觀，更非有意誤導投資者，他們的判斷依據是：富士康雖為代工企業，但畢竟不是為襯衫，而是為中高端微電子產品代工;更何況，富士康在大陸的企業都在持續進行產品升級換代。就事論事，用工成本增加，郭臺銘比大小股東們更心痛，可郭臺銘近日在臺灣的股東會上卻豁達地向與會者強調“加薪促使我們加快轉型升級”。

　　迄今為止，沒有可信的統計數據可以支撐“加薪潮”將引發外企“逃離潮”這種聳人聽聞的結論。相反，有大量事實可以確證，兩者從來就不存在直接而普遍的因果關聯。我們舉例證之：

　　自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強調可持續發展以來，包括上海在內的東部沿海省份的大小開發區皆根據自身實際，開始有步驟地騰籠換鳥。“騰”，即綜合運用法律、稅收和財政補償手段，鼓勵而非限制低端制造業向外轉移。“換”，即借助政策杠桿歡迎和獎勵中高端制造業入駐。制造業檔次提升了，工人平均薪酬隨產品附加值提高十分正常。那些以成因不同的零星案例作出“加薪潮”勢必引發“逃離潮”判斷的人，不妨就近到本市數十個“國、市、區、縣”產業園區作個哪怕走馬觀花的采訪，看看上海各級政府是在想方設法限制外業批量外逃，還是在積極實施騰籠換鳥。

　　再譬如在浙江和江蘇諸多產業園區，招商引資早已告別“撿進籃子都是菜”的做法，地方政府近幾年越來越計較所換之鳥的含金量，是為引資先決條件。觀念理念之變，只緣粗放式、低層次、高污染、高消耗的發展模式在“先發地區”已普遍走到盡頭，不換鳥就難以“再持續”發展。

　　行文至此有必要講點常識：任何企業都不會盲目挪窩，決定企業外遷的，決非僅僅是用工成本增高。企業是否挪窩，除用工成本，還須同時計較物流成本、上游產業及零部件配套成熟度、下游市場的就近性、棲身地的商業環境、市場秩序、法治水平、投融資條件、資金使用成本、人才集聚程度、政府服務能力等一系列復合因素，須作綜合考量才會慎重作出轉型升級還是維持現狀，是走還是留的決策。

　　換言之，決定企業進退去留的根本因素是“比較優勢”。若進一步把視野打開，產業跨地區、跨國界轉移與全球化進程相伴相隨，1980年代末以來，歐美傳統制造業大舉登陸中國東部沿海;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日韓制造業大舉挺進中國，而不是選擇用工成本比中國大陸更低的越南、柬埔寨、泰國、印尼等國，根本原因也在此。

　　毋庸置疑，一線職工普遍工資過低是制約國內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瓶頸之一。坦率而言，“加薪潮”不是來得太早而是來得已太晚。至于為一線職工適度加薪如何操作，相信決策層定會多方聽取意見，兼顧各方利益，分不同情況作出穩妥安排。

　　但有一條斷可相信，“加薪潮”一旦真正來臨，不可能引發外企恐慌性“逃離潮”。相反，在新的發展條件下，它將利于國內不同地區結合自身發展階段提升制造業檔次，促進經濟結構尤其是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拉動“中國制造”再上臺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