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 王海平 南京報道

　　舉國矚目的收入分配改革正進入地方調研階段。本報記者從可靠渠道獲悉，國務院“收入分配改革”調研組近日剛剛結束了在江蘇的調研。

　　“悄悄地走了正如悄悄地來，我不發表意見，只帶走一些建議”——一位江蘇財稅系統的官員這樣描述國務院“收入分配改革”調研組這次在江蘇的低調之行。

　　國務院調研組在江蘇的時段是5月中下旬。其間，曾在南京召開有江蘇地稅、國稅、財政系統部分官員和專家參加的座談會，收集了大量意見和建議。

　　據悉，調研組此次行程異常低調，只聽取匯報，不發表任何意見。

　　國務院派出調研組的時點，收入分配改革正成為全社會的焦點議題。據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編寫的《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盈利能力與競爭力》統計，1990至2005年，我國職工報酬占GDP比重下降了12%，“利潤侵蝕工資”現象有日益加劇之勢。

　　作為中國數一數二的經濟強省，江蘇這一比重的下降幅度更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而作為“率先探索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省份，江蘇在這方面的改革探索亦被視為風向標。“江蘇意見”對未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制訂的影響力，更可想見。

　　據本報記者了解，這次，江蘇財稅系統在向國務院調研組匯報時建議，要進行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勢在必行。而提高居民收入的最好切入點，是稅制改革。

　　江蘇方面就此提出許多具體的操作建議，其中最為迫切的是建議提高個稅起征點；同時，對過時的房地產稅制進行大幅度的改革。

　　南京座談：

　　稅制四弊加劇貧富分化

　　記者獲悉，在南京的座談中，江蘇方面向調研組反映了當前稅制存在的四方面問題，并認為這些因素導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

　　其一，累退性的所得稅制更大幅度地減少了中低收入階層的可支配收入。所得稅制包括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工薪稅，由于這些稅種不容易產生稅負轉嫁，納稅人一般就是事實上的負稅人。所得稅制總體上存在的累退性，成為推動社會分配差距擴大的直接動力。

　　其二，增值稅、營業稅等流轉稅稅種直接附著于商品價格，最終進入消費領域。在我國流轉稅類稅收收入占據50%以上的收入格局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階層成為政府稅收負擔的承擔主體，收入分配差距繼續擴大。

　　其三，房產、物業等不動產稅、遺產稅和贈與稅以及其他各種類型的財產財富稅，其不完善和嚴重的累退性質，加劇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

　　“政府對社會形勢的判斷，決定了財產財富稅制的完善程度和具體稅種的累進與累退性質。”一位參加了向國務院調研組反映意見的江蘇省財稅系統人士對此解釋說，比如遺產稅和贈與稅的缺失，就促使了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加速擴大。

　　又比如自2007年開征的車船稅，雖然取代了征繳幾十年的車船使用牌照稅和車船使用稅，但計稅對象仍然沿用了原來基于使用車船的行為征稅，而不是基于財產征稅，缺乏收入分配調節功能和力度。

　　其四，地區稅收優惠和激勵性的稅收返還制度，使得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相互交織。

　　個稅改革條陳：

　　月薪5000以下一律低稅

　　對稅制改革，江蘇首要建議是提高個稅起征點。

　　國家統計局2009年第一季度數據顯示，當期工薪階層人均負擔的每月消費性支出達到2013.6元，超過了目前每月2000元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標準，這意味著，中國居民部分基本生活費用也被征稅，直接影響到消費支出。因此，江蘇方面認為，提高個稅起征點已是勢在必行。

　　其次，江蘇方面建議，個稅改革要修改累進稅率，降低工資薪金所得適用的最高邊際稅率。

　　“為啥鞏俐要加入新加坡國籍？”天健正信會計師事務所的一位稅務師反問說，新加坡的個人所得稅率是2%~20%，最高稅率僅為20%，年收入在32萬新元(236641美元)以上的國民才需付20%的上限稅率。而中國的最高邊際稅率高達45%，高于多數國家。“如果鞏俐年收入1000萬人民幣，加入新加坡國籍后，僅個稅就可以省下250萬人民幣。”

　　江蘇方面還建議減少個稅稅率檔次，拉大稅率級距，擴大最低稅率的適用范圍，可以考慮對月工資薪金所得在5000元以下的納稅人一律實行5%的稅率，相應地，對所得超過5000—10000元的實行10%的稅率，超過10000—20000元的實行15%的稅率。

　　如此一來，將“扣除標準提高與降低稅率”進行比較，對于中等收入者來說，降低適用稅率，相對于提高稅前扣除標準，稅負減輕的程度要大，稅后收入增加更顯著。

　　同時應提高獨立提供勞務人員的稅前扣除標準。對于獨立提供勞務的勞動者來說，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下，其稅前扣除低于工資薪金所得的扣除標準(2000元)，這不利于提高獨立勞務人員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房地產稅改建言：

　　住滿10年零稅率對于眼下舉國關注的房地產稅改革，江蘇方面建議，一是要在貫徹調整后的房地產稅收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降低稅負，為了鼓勵“居者有其屋”，對于個人貸款購房每月支付的本息允許其沖抵個人所得稅的應稅所得額。

　　江蘇方面認為，我國現行的對非營業用房產免稅建立在個人基礎上而非家庭基礎上，富人家庭擁有多套非營業用房產，這些房產多分布在其未成年子女或者18歲以下子女名下。而我國又缺乏贈與稅的配合，對這些非營業用房產免稅，造成對中低收入家庭未成年子女或者18歲以下子女的稅收歧視。同時，由于對享受免稅照顧的非營業用房產的數量及次數沒有限制，導致了在同一地區或者在不同地區同時擁有多套房產的富人階層多次享受免征房產稅優惠，從而對廣大中低收入家庭造成不公。

　　“可以借鑒許多國家的經驗將轉讓房產的所得按照房屋擁有年限(居住期)的長短，劃分不同檔的所得稅(利得稅)稅率，擁有期越長稅率越低，居住達10年左右的實行零稅率，若將轉讓所得用于再購置類似性質的房產，還可延期納稅或免稅。”

　　對于消費稅的改革，江蘇方面建議，可以考慮在擴大增值稅抵扣范圍的同時，適當降低日用消費品的增值稅稅率，可以降低居民的成本支出。

　　“許多過去被視為高檔消費品而須課以重稅的商品，在今天已變為日常的普通消費品了，比如護膚護發水、普通化妝品、汽車輪胎、摩托車等，事實上實行13%增值稅稅率的商品大多是這些日用消費品。”江蘇省財稅系統一位參加了與調研組座談的官員向記者解釋說，這些東西可以不必再納入消費稅的課征范圍，還可以考慮對糧食、食用油、食鹽、普通兒童服裝、洗衣粉、居民用煤、天然氣等部分生活必需品在最終環節予以免稅或實行零稅率的照顧。

　　相反，應將更多的高檔消費品和奢侈品納入消費稅的課稅范圍，并且提高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高檔消費品和奢侈品的消費稅稅率，如高爾夫球及球具、游艇等，通過消費稅的調整來配合個人所得稅的改革，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江蘇方面還建議，為了從社會保障的角度增加居民收入，應當盡早開征社會保障稅。可以將目前征收的社會保障基金改為社會保障稅，轉由稅務機關征收，納入國家財政預算管理，這樣將大大提高繳納比率。

　　減負小商戶：

　　調低個體戶營業稅率

　　江蘇方面認為，盡管目前進行的增值稅轉型改革，將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由6%和4%調低為3%，但從長遠看，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起征點還應當進一步調整。

　　我國現行增值稅規定，銷售貨物起征點為月銷售額2000—5000元，銷售應稅勞務的起征點則為1500—3000元；現行營業稅規定，按期納稅的起征點為月營業額1000—5000元。

　　“現行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起征點明顯偏低。”江蘇省城調隊的一位人士向記者表示，根據一般經營活動的利潤率水平和當前的物價水平，月銷售收入在1000～5000元只夠經營者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因此在銷售收入達到1000—5000元時即對收入總額課稅，使得個體經營者的消費能力處于較低水平。

　　為此，江蘇方面建議，應參照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所得的扣除標準，適當提高現行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起征點，減輕個體經營者的稅負，促進其收人水平提高。

　　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對現行增值稅與營業稅的起征點在提高標準的同時將其改為免征額，所有從事個體經營的納稅人都可以從其月銷售額或營業額中扣除一定的數額，僅就超過規定數額的收入納稅。

　　江蘇方面認為，改革營業稅稅制，可以將中小服務性企業、個體經營服務業的營業稅稅率調低到3%，增加個體經營者的收入水平；對于目前出現的一些難以界定行業歸屬或在行業歸屬上存在不同意見的新興行業，宜從低適用稅率。

　　此外，要對下崗職工從事社區居民服務業3年內免征個人所得稅、營業稅、教育費附加和城建稅的優惠政策擴大到其他行業和稅種，以提高對下崗、失業職工創業和再就業的收入。

　　“這不僅包括社區居民服務業，還應包括國家鼓勵發展的其他行業、產業；不僅包括上述地方稅種，還應包括增值稅等中央稅種”，江蘇省財稅系統一位參與座談的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