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田召回門：修補同損不同賠后的法律缺失
在鬧得沸沸揚揚的豐田召回事件中，中國和美國的消費者的境遇大相徑庭。對于美國的消費者，豐田不僅上門維修，補償交通費、誤工費等，還接受了美國政府開出的巨額罰單；然而對中國的豐田消費者卻儼然一副只道歉、不賠償、不退訂的態度，在浙江省工商局的反復交涉下，才有251名車主獲得了人均300元左右的補償。
同病不同治、同損不同賠，有評論指出，與其說豐田欺負的是中國消費者，不如說他們欺負的是中國法律。就此《經濟參考報》記者在近日舉行的北京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學會的學術研討會上，采訪了北京市匯佳律師事務所律師邱寶昌。
豐田為何在美遭遇重罰
《經濟參考報》：豐田汽車在美國受到的處罰非常重，其法律依據是什么？
邱寶昌：豐田汽車2009年底由于加速踏板存在缺陷在美國召回430萬輛不同種類的車型。而按照美國聯邦法律，汽車制造商如確定車輛存在安全缺陷，必須在5天內告知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并迅速采取召回行動。由于豐田公司未能及時通知美國政府有關汽車缺陷，并采取召回措施，所以美國交通部于2010年3月5日宣布擬對豐田汽車公司處以超過1600萬美元的最高罰款。
《經濟參考報》：此外，豐田公司還為所有的豐田和雷克薩斯車主提供額外服務，這在美國的法律中也有嚴格的依據么？
邱寶昌：美國豐田汽車銷售公司與美國檢察部門研究后，決定對受召回事件影響的美國所有豐田和雷克薩斯車主提供額外服務。此項額外服務主要針對擔心汽車送往維修前行駛安全的豐田車主，其中包括為車主提供經濟賠償。根據《美國法典》第49編第301章中對于“缺陷與違規賠償”中的“賠償方式”的規定，如果機動車或配件存在缺陷，可供制造商選擇的賠償方式包括修理機動車、以等價機動車更換、減去合理折舊退車等“制造商賠償規劃”條款規定，機動車制造商應該賠償購買者在修理、更換、退車等合理期間內帶來的成本。
浙江消費者得賠的依據
《經濟參考報》：相形之下，豐田在中國的召回方案被指“同損不同賠”，部分消費者只得到了約300元人民幣的補償。
邱寶昌：是的。豐田中國公司在我國境內也實施了召回，但豐田公司給出了與美國不同的召回方案。我國豐田車主只能自駕缺陷汽車至4S店去完成召回。而由此產生的相關交通費用及經濟補償，豐田公司以我國法律沒有相關規定為由拒絕賠付。
這種“區別對待”引起了我國豐田車主的普遍不滿。浙江省工商局在3月14日發布了《豐田召回事件浙江消費維權措施通報》，后與豐田公司管理人員進行溝通，要求豐田公司對消費者因此召回造成的損失予以賠償。經過浙江工商局釋法明理，豐田公司最終向浙江部分消費者提供了每人約三百元人民幣的補償。
《經濟參考報》：豐田的依據是什么？
邱寶昌：浙江的消費者得到豐田公司賠償，是根據浙江省的地方性法規《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對實行‘三包’的大件商品，應當由經營者負責修理、更換、退貨的，經營者應當上門服務或者負責運送；經營者要求消費者運送的，經營者應當承擔運輸費、誤工費、差旅費等合理費用。”而2000年出臺的《浙江“三包”商品目錄》則進一步明確規定，汽車屬于實行包修、包換、包退的商品，其三包期限為“一年或1 .5萬公里”。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是目前唯一的將汽車納入三包規定的省份。
兩部中國法律對“召回門”的詮釋
《經濟參考報》：也就是說，其他沒有汽車三包的省份是無法要求豐田公司對損失進行賠償的？
邱寶昌：這就是一種誤讀。我國法律、行政法規對汽車并沒有明確的三包規定，其他地方也沒有汽車三包的地方性法規。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第45條完全可以作為相關法律依據來解決召回賠償問題。
該法第45條規定“對國家規定或者經營者與消費者約定包修、包換、包退的商品，經營者應當負責修理、更換或者退貨。在保修期內兩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經營者應當負責更換或者退貨。對包修、包換、包退的大件商品，消費者要求經營者修理、更換、退貨的，經營者應當承擔運輸等合理費用。”
所以我認為豐田等汽車廠家與消費者都有一定期限內包修的約定，因此約定的三包也可以適用《消法》的相關條款，經營者在其約定的三包期限內應對消費者承擔相應的責任。
《經濟參考報》：有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以下簡稱《質量法》)第41條，認為缺陷產品召回不適用民事賠償制度。
邱寶昌：事實上這種理解也是對這一條款的曲解。
根據《質量法》第41條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產品以外的其他財產(以下簡稱他人財產)損害的，生產者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生產者能夠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擔賠償責任：(一)未將產品投入流通的；(二)產品投入流通時，引起損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三)將產品投入流通時的科學技術水平尚不能發現缺陷的存在的。”我認為，只有當今科學技術水平不能發現缺陷存在的，生產者才可以免責。
對豐田汽車出現的缺陷不能適用免責條款。第一，并不是所有汽車品牌都存在剎車加速的問題；其次，就豐田汽車來說，也并不是所有車型都存在剎車加速的問題；第三，對于汽車生產者為了競爭而加快新產品的上市，縮短了新產品的研發時間或為降低生產成本，而導致產品的安全出現缺陷的，不能以科學技術水平尚不能發現缺陷的存在而免責。從以上三點結合現今汽車技術水平及豐田發展的情況來看，豐田汽車的缺陷不能援引產品質量法第41條的規定而免責。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經濟參考報》：您剛剛也提到，中國沒有汽車三包的國家規定，這一塊是否應該盡快填補空白？
邱寶昌：汽車三包規定在我國雖經多方呼吁，卻因種種原因始終無法出臺，汽車消費者的利益無法得到保障。豐田召回事件讓我們看到應加快汽車三包國家規定的出臺。
我國可以借鑒美國檸檬法的相關規定，盡早出臺汽車三包規定，有助于消費者在維權時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這一規定應該包括：車輛7日內可退、15日可換，在包修期內，主要部件因同一問題維修三次仍然不能正常使用的可換車等等。這樣的三包法規的出臺將能解決多年來一直困擾汽車消費者的大量投訴。
《經濟參考報》：除了盡快出臺汽車三包法規，缺陷汽車產品召回方面的法律、法規還存在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邱寶昌：一是《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法律層級較底，對違規者處罰輕。根據《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第四十二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部門可責令制造商重新召回，通報批評，并由質量監督檢驗檢疫部門處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罰款：(一)制造商故意隱瞞缺陷的嚴重性的；(二)試圖利用本規定的缺陷汽車產品主動召回程序，規避主管部門監督的；(三)由于制造商的過錯致使召回缺陷產品未達到預期目的，造成損害再度發生的。”
二是《質量法》對缺陷產品的免責條款的規定容易被經營者濫用。根據其第四十六條規定：“本法所稱缺陷，是指產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財產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險；產品有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是指不符合該標準。”該法對缺陷產品的免責條款規定過于寬泛。由于其它原因導致產品缺陷，很容易被經營者以科學技術不能發現的缺陷為借口，而不承擔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經濟參考報》：有消息稱《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目前已在修訂之中，您個人有哪些修改建議？
邱寶昌：由于《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僅是部門規章，層級較低，因此建議相關部門進行調研并將該規定上升為法律或行政法規。加大對違法、違規的制造商、進口商、銷售商等的處罰力度，根據具體違法情形的主觀過錯、嚴重程度、涉及產品的數量、銷售價格等，確定處罰。明確召回的汽車生產者對車主的補償機制。
《經濟參考報》：很多專家認為，汽車召回不能僅靠一部《規定》，還需要《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體系的協力。就《消法》而言，該法律在召回方面的條款還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
邱寶昌：第一，應該明確不以價值大小作為認定消費品的標準，應將房屋、汽車等相對價值較大的產品納入到《消法》的適用范圍內。第二，在該法中加入缺陷產品召回聽證、處罰制度，明確相應的懲罰措施，并著重要求其具有可操作性。第三，對于前面提到的第四十五條的規定，應該修改為對實行三包的商品，經營者應當承擔運輸等合理費用，而不區分所謂的大件商品或一般商品。第四，要增設懲罰性條款。盡管將要實施的《侵權責任法》第47條明確規定了對缺陷產品造成損害的懲罰性賠償，但《消法》在修訂時仍應明確引入，并增強懲罰性賠償的可操作性。
《經濟參考報》：此次豐田在美國遭到消費者的集體訴訟，中國消費者如何也能夠更好地拿起法律的武器？
邱寶昌：在豐田汽車召回事件中，豐田公司向中美兩國消費者提供的召回服務差別很大。豐田公司對待同一件事，卻有不同的解決方案，這對我國的豐田車用戶非常不公平。但我國豐田車用戶單獨向法院提起訴訟，維權成本將會非常高。
如果賦予消費者保護組織可以用自己的名義代表不特定多數的消費者起訴，可以更充分地發揮消費者保護組織的作用。針對當前消費者維權難的現狀，可以考慮創設以消費者保護組織為主導的公益訴訟，賦予消費者保護組織訴訟主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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