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世玲

　　實習記者 高那 北京報道

　　“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和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帶來了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與財富分配方式的反思，也助推了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全國人大常委、社會保障與收入分配研究領域知名學者鄭功成稱，財富的合理分配已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2009年，是惠及民生政策出臺最多的年份，是政府公共資源投向民生最大幅度增長的年份，鄭功成將這一年形容為收入分配改革的“轉折年”。

　　那么，轉折過后的著力點在哪里？

　　鄭功成的觀點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和優先選擇，將從再分配領域突圍，而處于初次分配環節中的“三位一體”薪酬體系格局建設以及我國稅制的調整，也應當是改革的重點。

　　而體制改革中最重要、最具戰略意義的環節則是財政資源的結構調整——不僅要考慮將增量用于民生建設，還要對存量改革，即對以往形成的財政支出做結構調整。

　　國際金融危機倒逼收入分配改革

　　《21世紀》：此次金融危機帶來了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們看到“如何拉動經濟增長”成為主題詞。這種背景下，如何判斷國民收入分配改革的形勢？

　　鄭功成：應當看到，在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由于未能讓全體人民合理分享到國家發展成果，收入分配差距事實上一直在持續擴大，社會問題日益突出，社會矛盾也越來越尖銳，公眾對社會公平的認可度嚴重偏低，這應當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原動力。同時，國際金融危機給經濟發展帶來了困難，也促成了舉國上下形成一種共識：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從外貿依存型轉向內需驅動型。

　　而內需就應當依靠居民消費的拉動，即要真正改變經濟增長模式，要真正促使產業結構優化，關鍵在于消費增長和消費結構，而根子在收入分配領域。這樣我們就形成了第二個共識：促進居民消費的增長，一是要增加勞動者的工資收入，二是要提升勞動者穩定的安全預期。

　　應當說，當年強調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分配格局有其歷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為當時不僅資本極度短缺，而且缺乏致富的典范，不利于財富的創造與增長；時至今天，現實情形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如果再繼續這種傾斜式的分配格局，就要出現嚴重的問題。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在當下和今后一個時期，已經成為關鍵時期的關鍵改革。

　　《21世紀》：除了金融危機，怎么把脈收入分配改革的更深時代背景？

　　鄭功成：縱觀三十年歷程，曾經對財富增長與財富積累發揮重大作用的利益分配格局逐漸失衡。貧富差距的持續拉大，已經由過去一個不太顯眼的社會問題，演變成一個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正在直接制約著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一方面，資本要素短缺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現實是我國資本已經出現相對過剩，這就意味著財富分配向資本過度傾斜的格局已經不合時宜；另一方面，盡管就業形勢依然嚴峻，但是勞動力要素也已經從過去可以無限供給轉變到現在的有限供給，局部地方已經出現民工荒，這表明廉價勞動力可以無限供給的現象正在發生轉變；同時，三十年來，一部分低收入群體中已經出現了貧困的代際積累與延續現象，利益格局失衡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

　　這三大背景必然要求我們改變失衡的財富分配格局。我認為，現在應當形成一個新的共識，這就是必須把“合理分配財富”置于與“盡可能地創造和增加財富”并重的位置上來考慮，只有更加重視財富的合理分配，才有利于財富的繼續增長和積累。

　　再分配為優選

　　《21世紀》：從各方信息看，新一輪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框架在2006年已確定。即建立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的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反壟斷的分配調控政策，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等。您認為具體改革方向該如何展開？

　　鄭功成：2006年的收入分配意見的總體思路與方向是正確的，關鍵在于具體的推進步驟與措施。即如何把握和平衡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層面。

　　我是主張多管齊下的，即要從初次分配、再分配與第三次分配同時發力。然而，在三次分配中，更需要先從再分配環節即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方面入手，再擴展到初次分配環節，這可能是比較理性的思路。

　　相比再分配，政府對初次分配的干預和調整更為復雜，它不僅涉及到勞方、資方與政府三方利益的分配，而且與就業、投資、經濟增長乃至地區之間的競爭等交織在一起。而再分配只是對政府掌控的公共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在國家財政、土地收益、國有企業經營利潤持續增長的條件下，政府對收入分配進行調控的空間巨大，發揮的作用也巨大。

　　當然，政府對初次分配也要有所作為，而且完全能夠有所作為。比如政府可以通過推進社會保險法的立法和實施，來擴大社會保險的覆蓋面，此即在一定程度上強制性地縮小了勞資之間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差距，同時，也可以利用相應的稅制等措施來促進企業年金和其他職業福利的發展。當然，還有最低工資制度必須嚴格執行。可見，初次分配并不等于完全由市場強勢一方來決定，按生產要素分配也要服從國家法制。初次分配格局必須調整，甚至是必須做出較大的調整，但它需要有個漸進的過程。

　　《21世紀》：從目前看，很多人把收入分配改革聚焦在增加勞動者工資收入上。而社保是一種遠期投資，反映到消費上是一種漫長的過程。

　　鄭功成：當然，國家應該制定相應法規，促進勞動者工資收入合理增長。但實際上，社會保險與初次分配是密切相關的，如在企業，只要把所有的勞動者納入到社會保險的范疇，實際上勞動者的所得就增加了。

　　我在許多場合都建議過，即用工資、社會保險、職業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來替代單純的、把目光盯在最低工資的觀點。因為單純的工資增長，并沒有解決勞動者的安全預期；最低工資的提高更只是部分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有所增長，但這種增長從來都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在地區發展極不平衡，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現實背景下，一味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不考慮其收益結構與安全預期，是不現實的，也是欠理想的。如目前一個人的工資是1000元，是增長200元的工資，還是不增長工資而用200元來為其參加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我主張有限增長工資而必須參加社會保險，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病有所醫、老有所靠。

　　我認為，在現代社會，勞動者的薪酬結構一般維持在工資占60%、社會保險占20%-30%、職業福利占10%-20%較為合理，這種結構既能夠保證勞動者的即期收入，滿足當前的消費需求，同時又能解除他的后顧之憂，提供穩定的安全預期。

　　至于社保與消費的關系，在我國，社保至少在現階段不僅是一種投資，而且是一種見效很快的投資，它不是負擔，至少在現階段絕對不是一種負擔，因為在社會保障水平偏低的狀態下，所有社會保障投入最終都會轉化為消費的。事實上今年春節前后啟動農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地區就出現了明顯的消費上升，民生質量同步上升，如果全國能夠形成這樣一種格局，就會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產生積極而有效的拉動作用，同時，消費帶來的需求才是促使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和產業結構優化的原動力。我特別希望這一觀點能夠成為新的共識。

　　利益調整難題

　　《21世紀》：從2006年開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多次呼之欲出，但又一直未出臺。難在哪里？

　　鄭功成：利益格局調整當然絕非易事，動誰的利益都會遭到強烈的抵制。同時，利益格局的調整還需要考慮歷史的公平與維護經濟的持續發展，必須在平衡各方利益的條件下進行調整。因此，不要指望一夜之間便能夠扭轉三十年來形成的利益格局，便可以規范三十年來逐漸失范的收入分配現象。

　　擺在首位的是財稅改革。如財政支出結構問題，在社會保障健全的國家，國家財政支出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是投入社會保障等民生福利事業的，而我國投入到社會保障方面的財政資金目前還不到12%。另一方面，直到2009年12月15日，卻還有兩萬多億的財政資金沒有使用。再如，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不匹配的問題，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分稅制后，已形成了現在這樣一種利益格局，這種利益格局不是一下子能夠調整過來的。當然，中央實際上已經在調整了，即在中央財力持續增強后，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加大了對“三農”的支持等。

　　財稅改革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方面，但又確實很復雜，利益分配已有很大的慣性。財政系統的調整是調整各個系統、各個部門、各個地區之間的利益，這個難度是很大的。每個部門、所有地區都會維護它的既得利益，如何拿出一個各方都認可或者接受的新的利益格局，確實需要政治智慧。

　　《21世紀》：盡管近些年政府加大社保投入比較明顯，但也有人擔心財力是否承擔得起的問題。

　　鄭功成：從總體上講，我國的財力增長很快，國家財政是雄厚的，況且財力還會伴隨著經濟增長而持續增長，而當前嚴重偏低的社會保障支出，表明還有著巨大的提升空間。不過，如果只是針對財政增量進行調整而不動存量，即原有的財政支出結構不動，再雄厚的財力也擠不出多少用于民生與社會保障。因此，我主張財政體制改革必須在“增量”和“存量”上同時發力。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后，政府行政經費壓縮了5%，用于救災及其他民生方面的投入，這是首次對政府財政公共資源的存量結構進行調整。

　　我認為，在財政支出結構中調整存量，有三種途徑：減少國家財政對經濟建設的直接投入，改為主要依靠市場融資；緩建部分公共設施，杜絕所謂的政績工程；提高行政效能，壓縮行政成本，并把壓縮行政成本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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