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從企業的管理架構上就能看出來，管理重資產的員工往往是在投資部、資產部或財務部等核心部門工作，而管理知識產權等輕資產的員工往往是在辦公室、綜合部等邊緣部門工作。”徐濱說。需要說明的是，徐濱曾幫助山東省國資委、青島市國資委起草過不少的政策法規性文件，過手無數案件，對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的管理狀況頗為了解。

　　很多跨國公司將輕資產的競爭置于首列。“一個典型的案例是迪斯尼，前兩年山東省旅游局的一個項目，讓我們有機會調查了全國各個主體申請旅游專利的情況。調查結果令人大為吃驚：全中國各類主體包括企業、政府、個人等在該領域申請的專利數量還不足迪斯尼的1/4。這還不算，迪斯尼把它的管理技術也在中國申請了方法專利并加以保護。”徐濱說。

　　“很多時候，企業把風險簡單地理解成合同管理或案件管理的內容，殊不知，合同不過是交易現實情況的記錄，合同的違約條款可以讓你在出現問題時獲取違約金，卻并不能真正防范風險的發生。真正能防范風險是你對對方經營情況的掌握。”徐濱說。

　　來自產業安全領域的專家認為，“從國家戰略安全層面講，中國戰略型行業已經在全面融入全球市場，但安全措施并不完善。比如據我了解，有國外使館任務之一就是配合企業了解中國重大談判項目底牌，但我們目前的安全措施卻很難規避這一問題。”

　　“此外，不少海外的非政府組織往往也帶有間諜或刺探情報的性質，有時甚至對國家政權造成安全隱患，比如當年烏克蘭、格魯吉亞即毀于當時的NGO‘和平隊’。”

　　“在我國，民政部對NGO的設立采取非常嚴格的條件和程序，相對的，外資公司在華的注冊就相對簡單很多，這也使得部分NGO組織改頭換面在中國以公司的面目出現，但是由于這些本質上的NGO受惠于不同的競爭團體，在不了解其真實背景的前提下，中國企業的大量情報在一團和氣中流失海外。”上述專家告訴記者。

　　“胡士泰等人能親自前往條件艱苦的一線小鋼廠了解情況，也充分說明了信息或情報對現今企業競爭的重要意義。”

　　“反間” 中國企業的空白地帶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孫子兵法·用間篇》

　　在徐濱看來，“胡士泰等人之所以能獲取大量的信息，是因為我們的企業在‘反間’方面或者叫情報管理、商業秘密管理方面存在漏洞或空白。”

　　舉例來說，一項重要技術或情報，應該分由3～5個不同的人分頭掌管，核心情報還應該鎖在銀行的保險柜里。但我們的企業，非常普遍的一個現象是：不把情報當情報，一個技術秘密或項目信息，幾乎全公司的人都會知道。

　　“企業負責人可能會認為，我們簽了保密協議，其他就不用管了，但就像上面所說的，保密協議也不過是一種記錄，它并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保密措施。要想防止泄密，企業還必須要在管理機制上下工夫。”

　　不過，力拓案還是警醒了一部分大型國有企業，據消息人士向記者透露，力拓案出來之后，中石油、中石化均加大了對保密文件的管理，并成立了專門部門，定期組織員工對電腦系統內的保密文件進行自查并刪除，刪除不完全的，該部門會直接將其進行刪除。而爆出譚以新案件的首鋼集團，更是加強了企業內部對保密規則的培訓。

　　但是，從法律層面上來看，中國目前對涉外間諜案件并沒能設置出合理的防火墻，缺少相應的法律監管的保障。

　　“比如根據中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采取不正當的競爭行為，構成損失的將構成犯罪，我國《刑法》也有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規定，但是對涉及行業或企業重要信息的保密問題，卻至今缺少一部現代意義上的保密法規。”

　　另外，在外資的進入問題上，我們幾乎沒有部門對其資金的來源做更多的調查，而且企業一旦在華注冊，除非涉及反壟斷問題，基本上再無針對外資的主管部門。而在美國，其對外國投資安全審查的制度是非常嚴格的，“它不只是一個投資人的身份概念，而是處處體現對控制人的調查和了解。”

　　或許，恰恰是出于這一背景的考慮，2008年，國家出臺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綱要》，其綱要創造性地將知識產權戰略分為四大部分，即創造、運用、管理和保護。“可惜的是，在隨后各個地方出臺的本省或本地區的《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綱要》中，實際內容卻只剩下了保護方面。”

　　“事實上，運用和管理恰恰是情報戰的精髓所在，如果只是把它保護起來，鎖在抽屜里，那么，保護的越嚴實，我們就越跟不上國際情報戰的升級。”徐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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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拓案：美日澳三方心機

　　盡管力拓案中的爭議雙方是中國和澳大利亞的企業，但事實上，從中鋁并購力拓失敗到當前鐵礦石談判中國遭受冷遇，無一不與國際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就是：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本國。

　　美國 關鍵的利益制衡

　　如果說美國在澳洲鐵礦石問題上是一個逐漸淡化的身影的話，那只能說明美國的布局已臻成熟。無論從什么角度來看，美國與澳大利亞的礦山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據在澳洲經營多年的彭湃介紹，“在澳洲，大部分礦山企業都是上市公司，也就是說是股份制企業。”這種股權結構模式給擅長資本運作并進而控制產業重心的美國提供了便利。

　　事實上，美國鋼鐵業對中國的利益制衡早在輪胎特保案時即已顯示出來，輪胎特保案的發起方是美洲鋼鐵工人聯合會，而至今天沒有結束的對華無縫鋼管“雙反”調查也是出于對中國鋼鐵巨大出口量的扼制。

　　悉尼科技大學(Sydney'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駐北京研究中國問題的教授凱利(David Kelly)將中澳關系視為“煤礦中的金絲雀”，為全球其他地區即將感受到的壓力提供先期預警。而最關注這一預警的也就是美國了。

　　據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在中鋁收購力拓案件中，一開始的情況是中鋁董事會歡迎中國企業去進行收購，并坦言擔心本國國會的安全審查，但后來的結果卻是國會的審查通過，收購案卻遇挫于董事會的阻撓。在前后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變化中，不排除有美國的利益身影。”

　　日本 競爭優勢的出發點

　　中國每年的長協價格談判，總是受制于三大公司與日本的談判結果。然而，日本無論是在澳洲的權益礦，還是海上運輸的成本，都相對中國占有了很大的優勢。加上在相關技術上的先進性，同樣的價格，中國很可能會處于劣勢。但需要問的是，三大為什么每次都拿日本的長協價格來要求中國呢？

　　不可否認的是，日本在礦業中所持有的股權某種意義上完全可以轉化成話語權，這種話語權可以讓日本成為澳中長協價格談判的標桿，只要這樣，日本就能夠獲得相較于中國的競爭優勢。

　　據焦玉書透露，“日本每年進口的1.3億噸鐵礦石中，有7000萬噸屬于權益礦的進口。”

　　“不僅如此，日本的海運業發達，我國的進口礦要經過3300海里到15000海里的遠洋運輸，其中90%以上是委托外國航運公司承運海運，耗費大量的海運費。與日本比較，我國進口礦每年有幾十億到百億美元的損失。”

　　澳大利亞 松緊帶式的博弈

　　中澳之間存在著不可輕易被破壞的貿易關系。

　　一組數據值得關注：中國自澳進口額為394.39億美元，同比增長5.4%，而同期中國進口總額下降11.2%。在全球經濟低迷的背景下，2009年的中澳貿易是在中國主要貿易伙伴中唯一取得正增長的。

　　回到鐵礦石的問題上來，雖然三大在近年的談判中一再給中國臉色，但在其內心，卻極其清醒地知道：是因為巨大的需求量才給其帶來了發展的機遇與巨大的利潤空間，一旦中國在緊壓之下謀求其他的戰略，受損失的還是三大自己。

　　所以，業內人士的看法是，“中澳在鐵礦石問題，在中澳關系上，只能是一場松緊帶式的博弈，你松松，我緊緊，你緊緊，我松松，最終利益制衡的結果仍然是：市場的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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