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羅文勝 廣州報道

　　2010年1月1日，擁有19億人口、GDP接近6萬億美元、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以下簡稱自貿區)正式全面啟動。自即日起，中國和東盟老成員六國一軌正常關稅削減為零。

　　從法律層面看，自貿區締約各方已完成其全部協議。然而，就實際推進而言，僅僅是棋到中盤。

　　按照2007年的《貨物貿易協議》，自貿區降稅產品分為正常產品和敏感產品兩大類，正常產品分一軌和二軌，敏感產品分一般敏感和高度敏感，紛繁復雜的降稅分類加諸不同的成員國身上，形成多個梯度的日程排布。總的來說，東盟自貿區降稅呈梯度分布，最遲至2020年1月1日，中國和東盟新成員國一般敏感產品關稅削減至5%以下。

　　世界最大自貿區，為什么是東盟？是什么基因推動東盟自貿區的前行？

　　“坦誠”出牌

　　東盟是東南亞國家聯盟的簡稱，其成員國共有10個，以加入先后分為老成員國(即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新成員國(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2002年11月，中國和東盟正式簽署自貿區建立協議，隨后，雙方于2004年、2007年簽署《貨物貿易協議》、《爭端解決機制協議》、《服務貿易協議》；2009年8月15日，《投資協議》在泰國曼谷簽署。

　　中國駐菲律賓使館經濟商務參贊吳政平在一次內部研討會上透露，自貿區運作最早起作用是外交部，從戰略性高度提出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概念。和歐盟建設歷程一樣，中國—東盟自貿區同樣無法回避地緣政治因素，因此，對其中可能出現的反復，中國一早已有充分考量，被稱為“出牌坦誠而又務實”。

　　1991年7月，中國時任外長錢其琛出席第24屆東盟外長會議開幕式，是為中國與東盟首次接觸；1992年1月，第四次東盟首腦會議正式提出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1999年4、5月，中國與美國、歐盟先后達成加入世貿組織(WTO)的協議；2000年10月，中國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新加坡舉行的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提出在WTO承諾基礎上，建設更加互惠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倡議。

　　這個提議引發兩極反應，新加坡、泰國較為積極，其他國家則頗有疑慮，雖然沒有達成共識，但朱镕基看到了轉化之機。2001 年11月，中國與東盟各國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在當年10＋1領導人會議上，中國拿出更為充實的議案，終于與東盟達成了自貿區共識。

　　對于朱的戰略眼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王逸舟至今仍擊節贊嘆。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國與東盟各國恢復外交關系，處在一個安全的過渡期。雖然猜疑未消，但王逸舟到東盟各國開會時發現，很多人談到“97年轉折點”，對中國的感觀，除了傳統的威脅論外，開始出現了機遇論調子。

　　諸多鋪墊之下，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朱镕基和東盟領導人簽訂了中國—東盟全面合作框架協議，正式啟動中國和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

　　2003年溫家寶接任中國國務院總理。10月7日，溫家寶出席第七次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國成為首個加入該條約的非東盟國家。

　　“中國的自貿區提議，表現了最大善意。”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安全與外交研究室主任唐世平稱，為維護改革開放戰略機遇期，擺脫民族化海洋中的孤島地位，中國一直致力于消除彌漫周邊的中國威脅論調：上世紀70年代末放棄向東盟輸出革命的任何政治企圖，消除了政治上的威脅論；加入與東盟的友好條約，不以武力形式解決與東盟領土爭端，消解了安全上的威脅論；至于經濟威脅論，本質上是自由市場的現實挑戰，中國力推自貿區格局，將自己加入WTO的承諾更加優惠地用于東盟諸國，就是要緩和中國與周邊市場自發力量過分傾斜可能帶來的破壞，形成睦鄰友好、平等互利的自貿區經濟環境。

　　唐世平特別強調，2004年1月1日全面實施的自貿區先期成果——“早期收獲計劃”，尤其展現了中方和平崛起的誠意。

　　先走一步戰略

　　“早期收獲計劃”是中方作出的一項特殊安排，將關稅稅則第一到第八章500多種農產品拿出來，向東盟10國實行降稅，2006年1月1日這些關稅全部降為零，同日，東盟老成員也對我國相同產品給予零關稅待遇；新成員則有所推遲，其中越南取消對中國早期收獲產品關稅時間為2008年1月1日、老撾緬甸為2009年1月1日、柬埔寨為2010年1月1日。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收獲產品均為我國相對弱勢的農產品，對東盟全面實施之前，我國和泰國已有簽約運作，2003年10月1日起相互實行零關稅。吳政平透露，泰方采取親順戰術，見到朱镕基和溫家寶都是大哥，見到副總理吳儀就是大姐，但財政部和各個部委多持不同意見，尤其是農業部，擔心蔬菜、水果零關稅以后，猛烈沖擊我國農業經濟，多方權衡后，中央還是答應了泰方的要求。

　　計劃實施僅僅一個多月，泰國發現情況超出預計。泰方基數大，但中方出口的溫帶水果增長速度遠遠快于泰方出口，引起泰國媒體的恐慌性炒作。針對情況變化，我方及時調整，將早期收獲擴展至全東盟，以抑制中方順差勢頭。

　　中國的遠見，在此顯露無遺。其時WTO多哈回合談判受制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農業補貼“短板”，已然陷入困境。而中國推出的“早期收獲”，恰恰是一項向東盟開放農產品市場的重大計劃，正中日本軟肋，令一直想把持亞洲經濟領導權的日本，在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方面，整整落后了中國一年。

　　此外，“早期收獲”由泰國先行一步，對東盟其他國家也是個重要刺激，直接帶動貨物貿易協定在2004年的簽訂。由此，中國與東盟7000多個正常產品開始進入削減進程，雙方貿易每年以20%速度增長，把日本遠遠拋在身后。

　　至此，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呈現了“三步走”態勢：第一步是早期收獲，第二步是正常產品，第三步是敏感產品，分三個步驟降稅。吳政平透露，中央對進程卡得很緊，溫總理每年參加10＋1、10＋3領導人會議都要求有成果，會議開完以后，列一個單子，達成了多少共識，簽了多少協議，今年不能比去年差，明年要比今年好。

　　摒棄日本的宴請理論

　　“誠信推動合作，合作推動發展，共同發展造就周邊穩定，有利于把國內的事情做好。”中國當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國際自然和社會科學院院士俞邃稱，這種連鎖關系表明，在東盟展現大國誠意，我國“有很好的抓手”， 其實質性效果遠遠大于上海合作組織。

　　“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是我們的學習榜樣。” 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安全與外交研究室主任唐世平稱，對東盟周邊國家來說，中國巨大的存在是無法回避的威壓，隨著中國被逐漸接受成為市場經濟國家，應該在“話語”方面學習英、美，摒棄日本所謂的宴請理論。

　　英、美對外經濟外交，強調自由經濟最終會給所有國家帶來利益，強調動態的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不依賴于當地資源，而是依賴個人學習或者整個民族國家的學習，事實上，我國積極推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就是取法英美模式，強調雙邊市場的共享。

　　自美國總統里根1982年簽署格恩圣喬曼存款機構法案以來，歐美消費型社會的興起，導致包括中國、東盟在內的新興國家長達20多年出口導向政策。日本的宴請理論，也是這一背景的產物，其核心點是在對自己本國市場實行相對保護的同時，通過對外投資深度挖掘當地原材料資源，把生成的東西輸出歐美。

　　2008年金融危機弱化了歐美這一全球消費引擎，迫使新興市場大國不得不“撬動”內需以彌補龐大外需消失的缺口。隨著《投資協議》的簽訂，投資障礙得到排除，中國-東盟之間產生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強大區域貿易流，成為構建中國—東盟自由區的革命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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