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09年10月傳出人事動蕩新聞，《財經》成為海內外媒體報道熱點，相關搜索達上百萬。這一切都是因為胡舒立—《財經》的一手締造人，中國財經新聞“女教父”，《紐約客》筆下中國媒體“夢游”狀態的挑戰者—11月9日她正式辭職，200多人團隊里有140多人集體離開，宣告了曾經針砭時弊、揭黑反腐、被譽為“中國媒體良心”的傳奇告一段落。然而，正如《財經》資深員工所說：“沒人不尊敬《財經》，除了它的敵人，甚至有些敵人也尊敬它。”

　　“它與你在中國見到的任何東西都不一樣，”經濟學家謝國忠說，“它的存在，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一個奇跡。”這里的“它”指的是謝國忠為之撰寫專欄的《財經》，隨著2009年10月傳出人事動蕩新聞，《財經》成為海內外媒體報道熱點，相關搜索達到百萬。沒有任何一本雜志可以引發這樣的關注度，這甚至讓人難以相信它本來只是每期賣出22.5萬本、致力于報道財經領域的刊物，

　　這一切都是因為胡舒立—《財經》的一手締造人，中國財經新聞“女教父”，《紐約客》筆下中國媒體“夢游”狀態的挑戰者—11月9日她正式辭職，200多人團隊里有140多人集體離開，宣告了曾經針砭時弊、揭黑反腐、被譽為“中國媒體良心”的傳奇告一段落，然而正如《財經》資深員工所說：“沒人不尊敬《財經》，除了它的敵人，甚至有些敵人也尊敬它。”

　　好萊塢版誕生故事

　　胡舒立與她的《財經》，有一個類似好萊塢傳奇的開端。

　　一段見諸James McGregor所著的《十億消費者》的描述中，1953年出生的胡舒立在19歲時敲響了一扇影響她日后一生的門—江蘇阜寧圖書館管理員、中國著名戰地記者惲逸群的房門，在“文革”中被貶的惲逸群“像快要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樣”歡迎胡舒立，不僅傾囊而授自己多年的知識，還把對中國政治、官僚系統的了解詳細解釋給她，為困惑的胡舒立指引方向。

　　即使沒有這段神奇拜師經歷，胡舒立與傳媒的淵源依然很深。她的大外公是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胡愈之，中國新聞出版界的開拓者；外公胡仲持也是新聞出版的老前輩，母親是《工人日報》編輯，世家背景下胡舒立高考首選志愿卻是北大中文系，當糊里糊涂被人大新聞系錄取時，她還非常失望，跑去找大外公胡愈之說不想學新聞，胡愈之笑著答道：“這個專業很好啊，你應該去學。現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新聞將會再次重要起來，等著看吧。”

　　“既然做新聞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胡舒立從體制內的《工人日報》開始職業征程，敢拼、勤奮、有耐性是貫穿始終的品性。因一系列揭露性報道被“外放”廈門后，她不僅面見了政府部門每一個人，包括和市長打橋牌，還順便去廈大學習了英語；跑金融時為了接近吳敬璉，她開著吉普車送他去機場，堅持許久終于打動了吳敬璉；在第一份全國性商業報紙《中華工商時報》擔任國際版編輯后，她“決定采訪中國所有的頂級金融家”，其中也包括一批在西方經濟制度下接受訓練后回國推動證券市場的中國人，如高西慶、周小川、王岐山，以及和胡舒立命運產生重要交集的王波明。

　　王波明，父親王炳南曾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兄長王東明是中信證券董事長。王波明身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首批留學生之一，在成為紐約證交所的經濟學家后，他選擇回國和上述同為高干子弟的經濟人才一起組建了“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SEEC即聯辦)，該機構是一家類似政府智庫的機構，任務是幫助建立中國股票市場，創辦行業刊物如《證券市場周刊》。 1998年王波明決意創建一個更面向大眾的財經媒體，他找到了當時被譽為中國最好的財經記者的胡舒立，后者提出了直至今日都是中國媒體環境下的超前要求—每年近兩百萬元的記者工資以確保記者誠實，全權負責所有內容，采編獨立不受廣告經營影響。王波明以罕見的氣度全部答應。

　　《財經》，這個最初創刊名叫《Money》的雜志就此誕生。

　　“女教父”和“工作狂”家族

　　“我只能與朋友一起工作，因為我不諳世故，也需要別人對我懷以善意。”胡舒立的個人強烈風格烙印在整套雜志團隊上，尤其是在早期二三十人的核心隊伍時，《財經》編輯部里是沒人叫她“胡老師”或者“胡總”的，都叫她“舒立”。

　　《財經》特約作者、資深媒體人錢鋼描述胡舒立在工作時的節奏“就像一陣風般突然和迅速”，這也是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數位曾在《財經》工作的資深記者的共同記憶：“行事像陣風，說話像陣風，英文相當流利，非常干練，對新事物接收快，是個工作狂人。”胡舒立是個不折不扣的新聞理想主義者，并將這理想貫徹到媒體實踐中，在《財經》可以做其他媒體不能做的題材，又可以接受《財經》新聞訓練，因此吸引大批媒體人，“當時內部流行一句話，主編到《財經》來做資深編輯，主任到《財經》來做普通記者，所有來的人都降一或兩級。”據說還有某雜志的副主編，跑來《財經》做實習生的。

　　“身材小、健談、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記者在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覺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今年7月份的《紐約客》中EVAN OSNOS關于胡舒立的報道里這樣寫道，此說法得到各種各樣的故事印證。胡舒立的健談是出名的，尤其在討論業務時，某高層曾親眼見一個記者用手機和電話那邊的胡舒立聊選題聊了兩個小時，直至記者電話被燒壞；胡舒立盯下屬盯得很緊，有一次某記者從國外培訓回來，深夜到北京的家，行李還沒拆包，胡舒立的電話就打過來，開始布置第二天的選題；在“女教父”的率領下，《財經》成了工作狂家族，一位曾在雜志工作一年左右的記者感嘆道：“有女記者大著肚子還堅持做調查報道，產假沒休夠就回來上班了；記者于寧，你給她當官她都不當，一心一意搶采訪，可能財經的確是鉆進去會上癮的行業吧，在挖出背后真相的過程中很有樂趣。”

　　《財經》由上到下都注重培養人才。胡舒立對自己的人脈關系從不吝嗇，《紐約客》中描述她可以把新人帶到方風雷面前說“這是我的接班人，以后你要多照顧”。一位曾經在《21世紀經濟報道》和《財經》做過的記者，對《財經》的集體氛圍感觸最深：“《21世紀經濟報道》里是個人多勞多得，但只有你單打獨斗；《財經》講究群體協同，我一來，編輯就把我所跑的線相關的上千個聯絡電話打包發給我；每做一個選題，還會至少再幫你找十幾個采訪對象。這種資源上的分享對記者提升非常重要。”一篇稿件下來，往往由最初的2萬字至5萬字采訪匯總和資料，濃縮到3千至5千字的終稿，而這終稿還常由職業素養深厚、文筆精準的編輯來重新修改一遍。

　　為了保持高素質的團隊與報道，胡舒立從不吝惜花錢。那些真正被胡舒立一手帶起來的記者，以被內部戲稱為“四朵金花”的主力女記者為代表，年薪可達20萬以上，年底還有分紅。普通一篇報道花一萬多是很正常的，封面報道可以花費五六萬去做。有趣的是，胡舒立并不是胡亂花錢的人，有時候她還會變得很摳門，有一個段子是在員工出差訂飛機票后，胡舒立上網查了票價，然后打電話去“罵”員工為什么訂的不是最便宜的一個航班。

　　“女教父”并不總是強悍的一面，前《財經》員工回憶胡舒立也有八卦的時候，“有一回聚餐，她像個孩子似的讓我們看她手機上存的一張據說是某大案女主角的照片，然后和我們一起為這個緋聞門里的女人打分。”在另一次年會上，有一個節目是領導扮演年度新聞事件串燒，讓該記者嚇一跳的是，輪到胡舒立時，“這個身材瘦小的小老太太竟然縱身一躍，在地上連做十個俯臥撐，以影射那年月最流行的新詞‘俯臥撐’。”

　　“危險女人”的危險報道

　　胡舒立曾說“記者的天性，就是探索和報道真相”，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真相都那樣容易被暴露，在這方面本著“獨立，獨到，獨家”的辦報方針，《財經》創辦的11年里作出一系列推動改革、引發社會公義的重磅報道，胡舒立在2005年對《紐約時報》記者這樣描述自己的心得：“我知道如何把握報道的界限，我接近界限，甚至推動它，但我絕不會跨越它。”

　　胡舒立被《商業周刊》稱為中國證券界“最危險的女人”，源于2000年10月《財經》雜志發表的《基金黑幕》，這篇把矛頭直指中國幾乎所有的基金管理公司的文章，揭露了許多基金界腐敗現象，引得十家基金公司在《中國證券報》等三大報上聯合發表嚴正聲明，還有人扯起“基金是改革開放新生事物”的旗號給《財經》施加巨大壓力，胡舒立的反應是用義正辭嚴的《批評權、知情權和新基金使命》一文指出“公開、公正、公平”才是基金行業里最高道理，這篇報道直接觸發了持續一年多的股市大討論和監管當局一系列嚴厲措施的出臺。

　　2001年8月的《銀廣夏陷阱》始于一位《財經》記者在瀏覽海關記錄時發現，中國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銀廣夏股份在網上發布了一則偽造的8700萬美元利潤單據。這則報道的政治風險很高，因為當時這家公司的股價正在直線上升，江澤民主席和其他領導人剛剛訪問并高度贊揚，公司的CEO甚至想要收購《財經》雜志以阻止報道，王波明第一次在出刊前給他的老朋友、時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的王岐山打電話，后者問：“這則報道是真實的嗎？如果是真的，那就出吧。”報道刊出幾小時后，銀廣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們先后被送進了監獄。

　　為《財經》贏來“年度杰出國際調查新聞獎”榮譽提名獎的是SARS系列報道，這也是胡舒立所帶來的《財經》第一次跨出單純的財經市場關注公共領域事件。2003年初，在衛生部要求下，內地媒體對SARS的蔓延普遍選擇沉默，記者曹海麗卻從香港火車站上幾乎每個人都戴口罩的情形敏銳地覺察到情況的嚴重，胡舒立判斷：“如果這事不是被絕對禁止的，那我們就要做。”于是4月份《財經》最早詳盡報道了SARS事件，同時也是最早進入疫區實地報道，并推出每周一期的SARS特刊。

　　2007年1月的《誰的魯能》，是值得胡舒立和所有《財經》人驕傲的報道，盡管他們為此受到很大的處罰。這篇報道講述了山東的超大型國有企業魯能集團借“轉制”之名悄然落入私人手中，超過七百億人民幣的某些勢力在此事件里的主導與博弈，引發從高層到民間的強烈反響。結果，這篇文章迅速在網絡被封殺，上攤的雜志被人有組織地大批收購，國內幾家主要門戶網站事后透露的確“受到壓力”不得不撤下相關文章，《紐約客》中描述“《財經》上海記者站的員工被要求用手撕掉雜志……每個人都覺得被羞辱了”。

　　這“危險女人”的一系列“危險報道”，一以貫之的是如展江所概括的“歐美新聞氣質”，錢鋼接受本報采訪時評價《財經》：“在中國是最好的媒體，代表了中國新聞界對未來的一種探索”。

　　舒立文化

　　一個原《財經》資深員工描述：“《財經》本質上沒有企業文化，如果說有，就是所謂的‘舒立文化’。一個人影響力足夠大，她的方向就是企業的方向，她的性格就是企業的性格，甚至她的文風就是雜志的文風。”在中國，或許某一時段某一領導對一個媒體產生很大影響，但像胡舒立這樣11年人刊合一的，絕無僅有。“舒立文化”的影響，已經超越了《財經》本體，她讓人知道還有這樣的記者可以做，還有這樣的刊物可以辦，還有這樣的雜志可以讀。

　　《十億消費者》里以西方特有的修辭手法寫道“一當人們聽說胡舒立要開辦一本新的雜志，全中國的記者都發來了應聘郵件。”事實是，《財經》努力為全中國培養更高規范的財經報道人才。從1998年創刊起，《財經》聯合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每年選拔10名國內優秀記者進行“財經新聞”方向的3個月脫產培訓，《財經》負責所有費用，包括教學、住宿、生活費等。至2008年，這個被命名為“《財經》雜志獎學金”的項目受惠者累計達100 人，多數培訓后成為各媒體機構的中堅，他們聚會時的對聯成為此項目宗旨的最好闡述—“十年財經、談股論金、激濁揚清、每有佳篇驚天下；百人聚首、篤學求實、鐵肩錚骨、常懷壯志報神州。”

　　《財經》所堅持的內容與經營獨立分開的準則，曾極大挑戰中國媒體的運營規則，在大多數媒體的采編屈從于廣告經營、甚至出現拿負面報道“扎錢”的做法時，《財經》嚴格地抗拒著廣告對內容的干涉，《財經》記者何華峰曾對媒體透露，當年農行投一個現金20多萬的廣告，唯一要求是能否將一篇批評農行的稿件推后，胡舒立的回應是“廣告不要算了”。在聯辦的雄厚財力支持下，熬過早年虧損的《財經》，迎來了品牌強勢時期，每年廣告額達2億，能夠在《財經》上登廣告是一家企業有實力的表現，《財經》經營甚至可以強勢到指定客戶幾點來，如果客戶早到，很可能會被“指責”影響了休息，所以據說有一年《財經》總經理的會議發言是“我們今年要改變呀，以后不能再欺負客戶了”。

　　辦了11年，《財經》也沒有變成大眾流行讀物，相對艱深的內容、專業的選題、精準而略顯枯燥的表述，使得它多半出現在各行各業決策人、分析家、學者的案頭，或被依賴《財經》自覺獲取知情權的讀者買走，可它散發的影響力是巨大的。《財經》學術顧問汪丁丁在為《財經》十年所著文章中寫道：“《財經》乃民間社會一株小草，它與民間力量一起成長。它相信，只有民間力量的成長，能夠有效地遏制‘大政府’與‘大公司’的壟斷傾向。也是基于對民間力量的信任和對公共空間的渴求。”用胡舒立的話說，《財經》是一只啄木鳥，永遠在敲打一棵樹，不是為了把樹擊倒，而是為了讓它長得更直。

　　樹還在生長，啄木鳥卻飛走了。2009年11月胡舒立及其團隊的大辭職，為持續近兩月的《財經》人事紛擾畫下句號。盡管聯辦與胡舒立團隊的分手根源只有當事人最了解，但在網絡曝光的聯辦文件、一份7月17日下發的對《財經》管理方針文件中，對采編獨立權的全面收回，無疑觸及了胡舒立的底線。胡舒立曾說，是因為沒有一個好平臺，所以她才出來辦《財經》，所以當良好平臺不在時，她選擇了離開。

　　與此同時，財經網上被統一冠以“綜合專稿”的更新稿件，標志進入“后財經”時代，不過關心胡舒立及其團隊的人仍能從胡舒立11月15日財經網最后一篇博文里(她的博客與其他辭職的記者博客很快被關閉)看到希望，這篇名叫《我走了，再見》的博文中這樣寫道：“好在我們堅信這是個充滿機會的時代。機會意謂著希望，也意謂著壓力。沒有理由放棄，就是因為機會總在那里。”

　　(本報記者宋陽標對本文亦有貢獻)

　　江藝平：《財經》是南方報業莫逆之交

　　胡舒立曾經在接受采訪時說：“我更傾向于把所有的競爭對手看成是一種同盟的關系，因為我感覺真正做新聞的人有時候會很孤獨，傳媒人是需要互相溫暖的。”沒有人知道選擇離開自己一手創立的《財經》時，胡舒立真正的心境是什么，那140多人的患難與共是否可以讓她感受到一些溫暖。

　　不過，在本報進行相關采訪時，切實感受到那種無言的支持，很多人都出于對胡舒立及其團隊的保護，選擇了在敏感時期保持沉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財經》資深員工解釋道，“凡是在《財經》呆過的人，都會對這份雜志眷念，并以與之奮斗過為榮。”

　　幾乎所有受采訪對象都將《財經》與《南方周末》并提。《南方周末》前主編、現南方報業南方傳媒研究負責人江藝平，這位與胡舒立齊名的中國傳媒女杰，獨家對本報發表了對胡舒立及其《財經》團隊的致敬和祝福：

　　在中國，沒有哪一家媒體能夠像《財經》那樣，那么深地烙下一位主編的印記。

　　因為胡舒立，《財經》從創刊伊始就綻放異彩，且持續多年。她和這本雜志見證并參與了中國的發展和進步。我們作為讀者，一并從中受益。

　　因為《財經》，胡舒立也充分展示了傳媒領袖的氣質。在樹立傳媒業的行業規范、行為準則、專業標準等方面，她和這本雜志所作的貢獻，無人能出其右。

　　作為南方報業的一員，我和許多同事一樣，素以景仰之心注視胡舒立，注視《財經》。尤其在經歷了“南都案”以后，這種景仰不僅僅基于對其堅定的新聞理想和精湛的新聞專業的欽佩，更是被其俠肝義膽所折服。《財經》是第一個公開呼吁公正處理“南都案”的媒體；《財經》可謂是南方報業的莫逆之交。

　　《財經》是中國傳媒中的“這一個”。南方報業也是中國傳媒中的“這一個”。有著獨立個性、堅持職業操守、追求真實報道的媒體逐漸增多，這是時代的必然。在這個意義上說，胡舒立和《財經》，開啟了一個更加多元、也更加開放的傳媒時代。

　　江藝平，《南方周末》前主編、南方報業集團副總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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