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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HONE:個系統的誕生

  中移動想打造一個適用于運營商的移動操作系統,聯想移動則亟待一款明星產品重振士氣。這個代號OPhone的成果能否讓他們得償所愿?

  文 《環球企業家》王文靜

  2009年初,當日本科技業大亨孫正義去往中國移動,他見到了老朋友黃曉慶。自1995年以來,他們從不缺乏合作機會:黃時任UT斯達康公司CTO,而孫正是此公司大股東,不僅如此,孫正義的雅虎BB有不少項目正是由黃曉慶的團隊參與。

  但這次,黃給了孫正義一個新的“玩具”:一臺被稱為OPhone的手機。觀看過黃曉慶的演示,孫很快讓軟銀的研發團隊飛到中國,進行細節研究。最終,孫正義給出了一個結論:“We’ll do it”(我們做這個)。

  作為風靡全球的iPhone在全世界用戶習性最特殊的電信市場日本的運營商,孫正義會如此輕易的被一部手機打動?

  答案是否定的。一款手機的具體特質雖然會影響它的銷售,但更重要的是,中移動打造了一個極度重視移動運營商利益的移動操作系統,這意義深遠。迄今為止,無論Symbian、Windows Mobile、Android還是iPhone OS均掌握在終端廠商或軟件、網絡服務商處,它們更多從終端設備使用角度展開思考——在很長時間里,直接掌控用戶的移動運營商并不覬覦此市場。

  改變正來自于iPhone。自2007年發布以來,它僅售出3000萬部,不足全球手機銷量的3%。但它展現了一個足以令運營商們驚恐的未來:用戶對于手機的應用,更多依賴于蘋果的增值服務而非運營商。如此繼續下去,電信運營商將變得更像默默無聞的自來水管公司。這是個不堪設想的未來。

  正因此,8月31日當中國移動為OPhone的發布舉辦一場規模盛大的發布時,站在它身后的正是聯想移動、HTC、飛利浦這樣的移動設備商,還有日本軟銀、英國沃達豐的代表。后者是多么希望中移動成功,畢竟,在此之前英國沃達豐以及日本NTT DoCoMo都曾做過相關嘗試,成績寥寥。

  據說,一年前,沃達豐曾苦口婆心于勸說中國移動使用它所推動的LiMo平臺。但現在,其代表瞠目結舌地拿著OPhone問:“你們怎么做出來的?”

  這是個好問題。

  表親Android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OPhone并非從零做起。它與谷歌的移動操作系統Android有著緊密的親緣關系:基于Android平臺、且長期與之兼容。但除此外,就是中國移動的心思:更多的運營商服務、運營商的軟件平臺、以及圍繞運營商建立的產業鏈。

  這一切可追溯至2006年王建宙特約黃曉慶來中國見面。當時,中國移動正希望以研究院的形式進行一些主動的技術創新,而黃正是他眼中院長的最佳人選。

  雖然未能阻止UT斯達康的隕落,但黃曉慶被業界視為“聰明而陽光”,尤為難得的是,長期駐扎硅谷的他,是極少見能在科技思考層面不落后于美國同輩者。他很快就為中移動設計了一個似乎過于遙遠的目標:一個針對智能手機的移動操作系統。

  其實,2007年1月初加入中國移動研究院時,黃曉慶發現研究院已經有人在研究手機操作系統的問題,只不過,彼時的研究院并沒有任何方向可以發展,他們只是在積累資料,在思考是否應該做Linux,或者是像做飛信那樣,只要滿足集團總部的業務需求就可以了。

  正因此,雖然早在2006年,谷歌就找到中國移動,表示谷歌想做手機操作系統,甚至安排研究院與Android平臺的創始人安迪·魯賓進行過一次電話會議,但這次會議的收獲并不大。一個多小時的電話會議只是在中國移動不斷的提問中度過,谷歌并沒有一個成熟的產品架構呈現給這個潛在的大客戶。

  黃曉慶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切。久居硅谷的他不僅與安迪·魯賓是老相識,而且,黃曉慶的雄心在于,不只與谷歌結盟使用操作系統,還要在此基礎上徹底開發一套針對運營商的平臺。雙方一拍即合。

  據稱,為了支持OPhone的發展,谷歌與中國移動達成了一份協議,其中承諾谷歌將對中國移動開放更多的應用編程接口(API)。換言之,相比于HTC的Android平臺,中國移動的OPhone平臺將能夠得到更多的應用授權。

  不僅如此,黃曉慶還找到擔任KPCB風險投資公司合伙人及谷歌董事的約翰·杜爾,這個當代最具傳奇色彩的投資專家在與黃談到興奮之處,當即拿起電話打給正在紐約開會的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詢問其如何看待與中國移動合作的事情。電話那頭,施密特表示他十分支持這次合作。這無疑是顆巨大的定心丸,當杜爾級別的投資專家、谷歌CEO以及Android平臺主管都對此點頭的時候,還有什么不可能呢?黃曉慶保持著一貫的自信,他告訴杜爾:“你要相信,第一億臺Android手機會從中國移動出去。”

  這個項目的確需要一名樂觀超過常人的領導者。當時在中國移動通信集團的內部,并非沒有質疑聲。一方面,有集團領導認為與谷歌的合作太具挑戰性,會很麻煩。另一方面,大家對于一款操作系統的就此誕生并不樂觀。黃深知,不乏有人都默認這個項目的必然夭折。

  時至今日,黃曉慶回憶起頗為艱難的2007年,仍不由得感慨:“幸好當時王建宙王總讓我放手去做。”

  白手起家

  外界的擔心不無道理。在并不以軟件著稱的中國科技業,想開發一款難度甚巨的操作系統確非易事。雖然黃曉慶本人在加盟中國移動以前曾主導開發過兩款基于UNIX的操作系統,但在中國移動,具備同樣經歷的人顯然屈指可數。

  甚至,移動研究院的招聘方向必須因此為之一變:此前它傾向于名牌大學的優等生,而現在它需要更多具有豐富開發經驗、哪怕草根的“高手”。在今天,研究院終端技術研究所副所長于川已經不無得意的對《環球企業家》表示,在他的團隊中,有曾為iPhone破解版開發程序的黑客,也有國內最大Android論壇的版主,這在以前是絕不可能的。

  直接負責OPhone臉面的用戶界面(UI)團隊就是這樣一只“特種部隊”。其負責人顏紅燕為研究院產業市場所副所長,在任何一家跨國科技公司,你恐怕都不會見到由負責市場研究的人兼任用戶界面管理。而當她展開招聘時,OPhone項目甚至沒有在中移動內部立項,她只能去設計論壇發了一條極為簡單的招聘啟示,并通過即時通訊工具在網上對接洽者做些簡單的測試與溝通。

  即使如此,不久之后,她還是構建出了一支來自諾基亞、摩托羅拉、微軟、雅虎乃至百度的設計師組成的團隊。當然,這些專業人士同樣沒有開發操作系統的經驗。

  一個足夠說明問題的例子是,在最初的半年時間,人們用了很多時間討論某一個功能應該用哪種顏色這樣重要但細碎的問題,但時間長了,逐漸發現,標準不統一的前提下,每種說法都可能是對的,但結果就不夠令人滿意——特別是,考慮到未來OPhone將以開放平臺方式呈現,難道要跟第三方開發者無休止的討論?

  到這時,他們才意識到,首要的工作并非具體某個細節的優雅與否,而是拿出一套完整的設計風格指南。至今,這份從頭撰寫的文件已經有100多頁,其中明確的注明了在手機界面中,圖標該用哪種三維的表達效果、手機指示燈在不同情況下該如何閃爍⋯⋯

  如果說UI還只是一個美觀與否的問題,那么更關鍵的問題在于,黃曉慶真的有能力迅速打造出一支團隊在Android的基礎上做出一個移動操作系統嗎?

  換句話說,在中移動研究院有限的資源投入下,黃曉慶究竟能做多少?畢竟,作為一個非盈利性組織,即使研究院有能力打造平臺,也無法為平臺的搭載者提供維護和升級的工作。

  這個問題被創造性的解決了。既然中移動不可能無止境的擴大隊伍,不如在體制之外專門設立一家公司,以風險投資的方式為其取得最初的成長空間,長期為其找到盈利方式。

  這家公司叫播思。在《環球企業家》對其高層專訪前,它幾乎從未與媒體打過交道。中國移動是技術的開發,播思則是其幕后的核心開發者,它承擔了絕大部分OPhone的開發任務。其CEO是前UT斯達康CTO陳錫源,CTO是曾經摩托羅拉EzX手機平臺的創始人饒宏。前者是黃曉慶以CTO身份離開UT斯達康后的繼任者,后者曾是在中國為數不多的手機平臺的主導者,在中國熱銷的摩托羅拉“明”就是基于這一平臺。

  即使擁有中移動的支持和一個黃金團隊,這家正式成立于2007年7月的公司仍是生來就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用饒宏的話說:“希望做的是與諾基亞和蘋果競爭的產品,但資源和經驗遠遠沒法比。”而且,播思CEO陳錫源并不諱言:“至少在成立之初的前三年,不會產生一分錢的利潤。”據稱,播思在2008年虧損了五六千萬元人民幣,預計它在2009年的虧損規模與此相當。迄今它共融資2500萬美元。

  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難以下手的工作。當傳統手機巨頭開發一套操作系統時,它們已經有一套成熟的用戶調查系統以及硬件參考系統,但播思在創立之初稱得上一無所有。它必須自己先開發一套參考硬件,這就意味著,在開始研發軟件系統前,它必須先湊齊軟件、硬件以及了解無線協議的各種人才。用了半年時間——一個在很多移動公司看來驚人的速度——播思做出來一個可以搭載OPhone平臺的參考手機。隨后就是進入漫長的軟件開發期,直到2008年12月,播思終于完成了OPhone的1.0版。

  即使仍有太多事情有待完善,但這已經是一個重要的信心拐點。2009年3月,當王建宙在巴塞羅那GSMA全球大會上,第一次高調宣布中國移動要做OPhone操作系統,這個項目終于進入到不會半途而廢的狀態。

  除了系統的研發,播思還承擔著另一個使命:為OPhone平臺找到合適的硬件載體。當然,最理想的合作方是全球市場份額第一的諾基亞,但這暫時并不可能。排名市場第二的三星怎么樣?

  陳錫源早在2008年初就親自到韓國拜訪三星和LG,試圖說服他們成為OPhone的終端合作廠商。三星當時出動了20多人共同參加會議,在陳講述完OPhone之后,三星的工作人員巧妙地招呼大家去用餐,似乎并沒有興趣。

  這樣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三星此前并未聽說過播思這個公司,也并不清楚中國移動對于OPhone的態度到底如何。更何況,作為一貫嚴謹的韓國企業,三星自然而然地希望,如果三星做OPhone手機的話,播思至少要有200人來專門接口三星。而那時,播思公司上下一共也才有200人左右。

  相比之下,電腦產業巨頭戴爾與播思的簽約就順暢得多:戴爾的消費者業務部門負責人羅恩·加里克斯曾是摩托羅拉執行副總裁,饒宏與其相當熟悉,三封郵件過后雙方就達成了意向。

  探路者

  呂巖被自己的O1手機難倒了:他想打開手上那款工程機的后蓋,嘗試了幾下卻未成功。

  稍可寬慰的是,他并非唯一遭遇此尷尬者。不止一名試用者稱,這款手機的后蓋不太容易打開:它的表面偏滑,不易著力,必須掌握推開的適當方法。但壞消息是,這是嚴格意義上的“呂巖自己的手機”。作為聯想移動總裁,在2008年,是他親自拍板投入約六千萬元用于3G終端的研發,而成果就是他手上這支黑色、一掌大小、神似iPhone的手機。

  巨資開發一款讓自己小小尷尬的手機?錯!

  這個后蓋應該算一個“快樂的麻煩”,這標志著聯想移動正把自己推向一個極端:如果只求穩妥,這種細節并不會構成障礙,但也就不會有所突破。之所以出現后蓋的材質問題,根本而言,是聯想移動希望做一款足夠輕薄的手機:除了尋求結構上的合理性,他們也嘗試著外殼厚度的極限——好在,銷售之前,一切仍有改進余地。

  這款聯想移動出品、即將作為第一款OPhone上市的手機叫做O1。意思明確:這是第一款OPhone。

  而聯想移動對其期待非常現實:它希望借OPhone重整旗鼓。這家在2005年時還領跑中國手機市場并為聯想集團貢獻頗多利潤的公司,在之后飽受挫折:諾基亞、摩托羅拉等品牌的強勢進入二三線市場,以及山寨機們的崛起,把它夾在了高端市場和低端市場之間。2007年,它出現虧損,并在2008年初以一億美元價格出售給聯想控股旗下的投資基金。

  多少帶有一些輪回色彩,聯想控股總裁柳傳志參與到了其全新的戰略制定。15年前,當中國電腦產業被外國品牌沖擊得七零八落時,柳傳志治下的聯想電腦逆勢反擊,成一方霸業。這次他能重復奇跡嗎?

  在2008年下半年,柳傳志曾對《環球企業家》表示:“手機業最后競爭的是研發。目前手機業還沒有形成一個PC業‘操作系統+CPU’式的統治者,就要問問自己,還有多大空間是可以讓我們做的?中國的電信運營商實力是非常雄厚的,如果中國的手機公司能夠和運營商一起來考慮手機業的發展,做比較實事求是又有一定高度的計劃,外國手機打不過我們。光靠形式花哨,或者純粹靠銷售,甚至山寨機,都不是長遠之計。”

  聯想移動的O1正是這一思路下的產物:緊密與運營商合作,以占據一個大舞臺。那么,如何才能不墮為后來者的實驗品?

  可以預見的是,在聯想之后,戴爾、HTC都將推出自己的OPhone。作為第一款OPhone的制作者,聯想的壓力在于,如何能夠做到現階段的最好,如何成為參考價值大于借鑒價格的第一款OPhone手機,而非成為后來者們的實驗小白鼠。

  為此,聯想移動用了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才做出能夠拿給用戶試用的手機。無論在費用投入與溝通成本上,聯想移動為此所付出的代價都高于以往任何一款手機。聯想在2009年拿出一億元左右的費用,其2009年比2008年的費用高出50%。此外,聯想移動先后給中國移動提供了十幾個設計草案、繪制了近十個設計效果圖、制作了9個產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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