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黃麗珠
聯合國副秘書長沙祖康在近日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第三屆新領軍者年會上說:“大家都說世界經濟的前途在中國,這恐怕是非常遙遠的事情,中國目前仍屬于中低等收入國家。”可見,我們必須有清醒的頭腦,不可過高估計中國對扭轉此輪全球金融危機的力量。在9月12日由天津財經大學金融學院與中國金融學會聯合主辦的“金融危機下中國金融改革與創新”高級研討會上,以上觀點得到了與會專家的普遍認同。
慎言復蘇應該是理性而務實的態度
7-8月份,中國經濟繼續企穩回升。最新數字顯示,除了出口疲軟依舊,8月份的主要經濟指標繼續回升。在世界經濟論壇第三屆新領軍者年會上,中國應對危機的措施得到世界廣泛認同。
但是,理智的中國經濟金融學者同時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確實出現了一些回升的跡象,但仍是一個投資拉動的過程,企業只是在消化存貨,真正的消費需求和就業問題并沒有根本解決。因此,很難判定中國實體經濟已經復蘇。
長江學者、西南財大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劉錫良教授認為:最近學術界有一邊倒的傾向,認為中國經濟復蘇了,中國是世界經濟的引擎,并將引導整個世界經濟復蘇,這個問題需要謹慎看待。因為任何一次大的世界性危機,都不可能短期結束。盡管這一次危機全世界的政府都在積極干預,但這些措施的協調、生效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信心的修復也需要時間。同時,中國實體經濟的增長點,或者是哪個產業能夠成為新經濟增長點還不清晰。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王松奇對今年上半年信貸大幅激增提出了他的觀點:作為財政政策的配合手段,在經濟衰退背景下,增加信貸投入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也為國內銀行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但過度的信貸擴張和貸款投向親政府化,也有可能積累嚴重的系統性風險。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員徐東華教授則認為,目前金融危機已經得到遏制,但對實體經濟影響還在加劇。我國外向型經濟依存度過高,若沒有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支撐,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會比較低。目前,我國發電量和用電量、貨物運輸、進出口等還不理想。同時,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受到通脹壓力和財政收入增幅下降影響。因此,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由政策外向拉動型向經濟內生增長型的轉變。
后金融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政策的取舍
近期決策層一再強調,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如果急于改變政策方向,經濟復蘇的成果未必能夠延續。因此,與會專家強調,當下的關鍵,不在于退出,而是如何積極落實既定政策,把資金用在“刀刃”上。
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院長吳軍教授提出,全球金融危機下貨幣政策的實施力度要與金融安全相匹配。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有可能將危機由實體經濟層面引向金融層面,增強宏觀金融的不確定性,從而威脅中國的金融安全。此外,目前龐大的貨幣和信貸規模,顯示出流動性應該是非常充裕的。因此,接下來的貨幣政策重心應該是調整結構、擴大內需,消化剩余的流動性。同時,要切實加強對銀行信貸領域的審慎監管,嚴格控制“次貸”,消除隱患。
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副院長張杰教授認為,目前經濟環境下,國有銀行市場化改革并不在于資本充足率的短期提升和不良貸款率的快速下降,而在于重建國有銀行市場化的基本條件。需要著眼于:一方面減少居民存款對于無形資本的依賴,構建無形資本的替代性制度安排和推進居民金融資產多樣化。另一方面,降低國有銀行體系針對國有經濟的信貸比例。逐步削減國家直接控制的國有企業數量。借助國有企業進一步市場化改革降低經濟國有化成分,由此疏離國家與經濟部門之間過于緊密的金融聯系。
國際金融危機為金融理論發展提供了契機
這次金融危機為我國經濟金融理論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源。大量的學術成果有力提升了學科地位,并對學科未來發展與實踐的引領提供不竭動力。這是與會專家的普遍觀點。
廈門大學金融研究所所長張亦春教授提出,對美國金融危機的相關研究有很多,但其中卻鮮見側重于金融學科建設的專業理論探討。張亦春通過對傳統金融與現代金融的差別分析,延伸說明了金融危機中各界、尤其是金融業界對現代金融理念和工具的極端追捧,以及由此導致的危機后果,說明了傳統金融與現代金融協調發展及綜合運用的急迫性。
天津市副市長崔津渡在研討會的致辭中提出,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們應積極實現金融的產業化和金融國際化,防范系統性風險,以保證經濟和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確不斷的金融創新應是我國經濟金融可持續、健康發展的不竭動力,更是我國未來躋身于世界經濟強國之列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