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勇 董娟

　　9月8日，在美國司法部網站上公布了這樣一則消息，73歲的美國PCI公司的銷售主管 Leo因為收受了英國UK-MOD公司30萬元美元的賄賂，違反了美國《海外反腐敗法》(FCPA)而被判處兩年徒刑，這是美國加大海外反腐敗打擊力度最新宣判的又一案件。

　　而與此同時，在大西洋彼岸的中國上海，央企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上海公司(以下簡稱“中航技上海公司”)總經理助理何國強因為在其主管貨代運輸業務中，收受美國尼普頓公司的400多萬元賄賂，8月27日出現在了上海市一中院的被告席上，他被控犯受賄罪、貪污罪、單位受賄罪三項罪名。

　　而負責上述美國PCI公司案件中的美司法部相關官員稱，跨國的商業賄賂中存在成千上萬的美國企業的影子，但由于這種賄賂的隱蔽性強，很多案子仍難以查處。而在中航技上海公司何國強受賄案中，目前只有何本人正受到法庭審判，“洋賄賂”案件中的另外一方當事人尼普頓公司及其負責人目前仍“逍遙法外”，中航技的貨代運輸業務仍由尼普頓公司代理。對此，法律界人士稱，“洋賄賂”的隱蔽性不僅是美國FCPA監管的難題所在，而日益加強的“洋賄賂”的隱蔽性也正沖擊中國目前的反商業腐敗體系。

　　一個未曾懲戒的涉華FCPA案例

　　2000年6月的一天，時任中航技上海公司國際貨運部經理的何國強在美國與美國尼普頓公司的董事長談克昌相識，此時，恰好中航技承攬了美國西雅圖波音公司的垂直尾翼的零配件生產業務，負責貨運業務的何國強急尋貨運代理商，而談克昌也有意攬下這筆賺錢的生意，在談攏好各自的回報之后，雙方簽署了由尼普頓公司承運中航技飛機部件的貨運代理協議。

　　而據熟悉此案的知情人士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根據當時中航技與美國波音飛機公司有關方面簽訂的轉包生產合同，該合同總金額近3億美元，是當時中國航空工業為747-8飛機簽訂的第三個大部件轉包生產合同，而僅此一項的貨物運費收益就相當可觀。

　　在雙方還沒有合作之前，關于回扣問題，尼普頓公司就和何國強已經談了很多次。據上述知情人士介紹，按照船運公司(船東)給尼普頓公司的報價，一個貨柜的運費在5000美元左右，而尼普頓公司給中航技上海公司開出的發票接近9000美元，差價高達4000美元，在正常的情況，其他的貨代公司的差價也僅僅是200~300美元，尼普頓公司獲利頗豐，甚至可以說是暴利。

　　對于回扣細節，該人士稱，最初，雙方談成的是利潤均分，但到后來具體合作時，何國強讓掉了10%，只拿40%，但這些都是私下里談成的協議，沒有在合同中寫明。而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多少貨柜拿多少回扣，何國強都已經算好了，每個月他都親自去尼普頓公司在中國的代理人那里結算一次，并收取當月回扣。“有時候是何國強上門拿錢，有時候何本人要求尼普頓公司中國代理人直接打到其國外的賬戶，這樣的做法，從2002年簽署訂艙委托協議一直到何本人2007年被逮捕。”據上述知情人士介紹。

　　而該人士也給何國強算過一筆賬，中航技上海公司一個月發往美國的貨物就有20多個框架箱，光這一項何國強的回扣一個月就有2萬多美元。2007年，由于遭到內部人士的舉報，何國強收受賄賂事情案發。而根據上海檢方的調查，2003年5月至2007年9月，何國強在負責辦理飛機部件運輸業務中，分別按照每框架箱200美元、500美元、800美元和1000美元等不同比例，多次收受尼普頓公司給予運費回扣，共計人民幣402萬余元。

　　“與朗訊案、IBM案、西門子案、CCI案直接由其在中國的獨資或合資公司直接行賄不同，這種洋賄賂更具有隱蔽性。”據代理過部分跨國商業賄賂案件的上海市北方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王琪珉介紹，“尼普頓公司在中國沒有注冊合資公司或成立辦事處，其在中國進行商業賄賂都是由美國尼普頓公司負責人和其在國內尋找的代理人操作的，而行賄都是尼普頓公司在幕后操作，出了問題后追究不到美方公司的責任。”目前，這起“洋賄賂”案件中，只有何國強本人正接受法庭審判，尼普頓公司及其負責人談克昌仍然“逍遙法外”。

　　而在上述美國PCI公司案件中，美司法部官員稱，保證《海外反腐敗法》的實施是他們工作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美國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的無孔不入，很多跨國的商業賄賂中存在成千上萬的美國企業的影子，但由于這種賄賂手段的隱蔽性很強，案子目前仍難以查處。

　　洋賄賂的隱蔽性增強

　　美國的《海外反腐敗法》一直被認為是法律界一頭沉睡的猛獸，條款嚴苛，但是自生效以來，特別是初期階段，懲處的案例卻是屈指可數。然而近些年來，FCPA的威力正在不斷地增強。“沃爾瑪案”、“朗訊案”、“德普案”、“IBM案”、“西門子案”、“大摩案”……直到最新的“CCI案”，幾乎每年有新案發生。

　　“改變的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法律條文以外的社會環境。美國公司對本土以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市場的依賴性不斷增加，FCPA的違規風險也不斷加大。”據專門處理《海外反腐敗法》相關案件的紐約Shearman &Sterling律師事務所介紹，據他們統計，2009年年初，美司法部有91起類似案件正在審理中，是4年前的3倍。

　　“但之前，美國司法部在處理海外腐敗案件時，僅僅公布本國涉嫌腐敗的公司和涉案當事人，而涉及到國外的公司及其相關人士時一概隱去。通過近期對幾個FCPA案件的處理來看，不僅國外公司及其相關人士出現，而且受賄行賄細節也一 一公布在案。這說明FCPA實施頻率在加快，實施范圍在擴大，公開性和透明度也在增強。”熟悉美國司法環境的某美國律師事務所律師Michael介紹，這種做法不僅使本國的商業賄賂案件得以曝光，還有助于使信息公開，以便其他國家也能夠順藤摸瓜，掌握本國企業商業腐敗案件的蛛絲馬跡。

　　而據王琪珉看來，中國是一個公認的“關系”的社會，而關系又錯綜復雜，在這種所謂的“潛規則”的作用下，商業賄賂的隱蔽性也就自然增大。“‘洋賄賂’這種隱蔽性，固然與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和不嚴格有關，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洋賄賂’大多發生在大型國有企業身上，是行政性壟斷資源過多，是一些企業內部管理混亂，造成了相關國企的行政管理人員及企業管理人員‘權力’集中并且不透明所致。‘洋賄賂’近十多年在國內呈上升趨勢這一情況足以說明這一點。”

　　此外，據他稱，這種洋賄賂的隱蔽性后果還在于，外國公司在國內受不到相關法律的懲戒，仍然沒有失去原有的業務。由于商業賄賂犯罪隱蔽性、現行法律規定不夠完善、偵查管轄上的分工等原因，給認定和查處商業賄賂犯罪帶來困難，國內企業有時仍能安然無恙。

　　在中航技上海公司“洋賄賂”案件中，何國強事發后，中航技上海公司的相關工作人員仍然選擇由美國尼普頓公司董事長談克昌實際控制的上海佳匯貨運代理有限公司，而且佳匯公司與中航技上海公司之間簽訂的貨運價格遠高于市場價格，但是在這樣不合理的高價下，其依舊能夠與中航技上海公司形成運輸波音公司飛機配件業務。

　　根據記者手中掌握的一份佳匯公司與中航技上海公司的合作協議，佳匯公司開給中航技的發票是每框架箱9300美元，船東報給佳匯公司的最低價是5400美元，相差3900美元。而上述知情人士透露，何被抓后，中航技上海公司每周仍有約20個貨柜在裝運。

　　“更讓人痛心的是，這些事件的被發現還大多是這些企業在國外被發現或主動向相關監管部門交待。即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內相關監管部門還未能及時查清，所涉企業及單位更是不肯主動揭丑甚至是裝作不知。”王琪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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