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克魯格曼在美國著名的《外交》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亞洲奇跡的神話》的文章。當時亞洲經濟發展速度，有人甚至聲稱，二十一世紀是“亞洲的世紀”，亞洲人也頗以此沾沾自喜。然而，克魯格曼語出驚人，他認為，亞洲的繁榮來自于勞動和資本的增加，并不是技術進步、生產率提高的結果，換言之，屬于投入型增長，而不是技術進步型增長。這種經濟增長在短期內可以創造奇跡，但“建立在浮沙之上”，是一只“紙老虎”，遲早會破滅。他預言，亞洲會出現一場危機。此論一出，舉世嘩然，尤其是亞洲的政要和學者把這種觀點上升到政治高度，口誅筆伐。不幸的是，1997年亞洲真的發生了影響頗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克魯格曼由此獲得了極高的世界性聲譽。

　　這篇文章收入他的《流行的國際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中。這僅僅是他眾多著作中的一本，就我見到的，國內出版的除了此書外，還有《蕭條經濟學的回歸》、《預期消退的年代》、《兜售繁榮》，新近的《美國怎么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此外，我手頭還有臺灣翻譯出版的《模糊的數學》(臺北市時報文化，2002年)和一本英文原版的《二流的理論家》(W. W. Norton & Company，1999年)。這些書都是他的文集，包括了他對許多事情的評論。

　　在讀這些著作和文章時應該先弄清楚克魯格曼的思想傾向。按克魯格曼自己的說法和媒體的評論，他是一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但是，這里所說的自由主義，決非我們所說的主張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干預的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盧卡斯、薩金特所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以及近年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普雷斯科特等人代表的自由主義，而是由新凱恩斯主義代表的認為市場經濟并不完善，需要國家干預的思潮。在美國前一種自由主義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其在政治上的代表稱為保守派，以里根、小布什為代表的共和黨，而后一種自由主義，或新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稱為自由派，由民主黨代表，克林頓政府和新總統奧巴馬屬于這一派。克魯格曼的思想傾向是由民主黨代表的自由派，而且與共和黨代表的保守派相對抗，他正是從這種自由派的立場出發來評論各種問題的。

　　克魯格曼認為，市場并不完善。因此，政府干預是必要的。他說：“市場有時會失靈。使經濟學家以及所有人明白這一點的，是大蕭條的慘痛經歷。在二戰結束后不久，由于人們對大蕭條的經歷依然記憶猶新，經濟學家大都認為，只有政府大范圍地介入，經濟才能維持正軌。主流經濟學家拒斥實施計劃經濟的主張，但他們確實認可，為了對抗衰退，政府有干預的必要。”

　　對于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克魯格曼是堅決反對的。他說：“到六十年代早期，弗里德曼幾乎完全轉回了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宣稱就算大蕭條的原因也不是市場失靈，而是政府失靈。他的論證左支右絀，而且在我看來有違背學術真誠之嫌。但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也不由自主地變起知識戲法，本身就是受了自由市場原教條主義的強大誘惑。”他的經濟評論和預言都從這種基本立場出發。《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就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回歸。

　　最近由次貸危機引起的華爾街風暴又一次讓我們把目光轉向克魯格曼。早在2006年6月，克魯格曼就在一篇文章中預言，由于房地產價格暴漲，投機需求出現逆轉，這就會使未出售的房產增加，從而引起不可逆轉的嚴重衰退。2006年底，他預言，“我們要經歷一次真正的衰退，在2007將是十分嚴峻的一年。”如今這場危機真的來臨了。那么，這場危機的根源是什么呢：他在2007年出版的新著《美國怎么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中分析了這一問題。在這本書中，克魯格曼認為，戰后三十年是美國最好的時期。這是一個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時代，貧富差距小，幾乎所有美國人都享受到了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帶來的好處。但八十年代之后，美國的貧富差距擴大，絕大多數居民不滿現狀。這種變化是政策變化的結果。前三十年的和諧是自三十年代羅斯福新政以來的國家干預造成的。這種政策從兩頭來縮小貧富差距：一方面加重對富人的稅收，另一方面擴大就就業，增加居民收入，提供完善的社會保障。而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后，政府為刺激經濟，給富人減稅，打擊代表工人的工會，放任市場調節，這樣技術進步只能使少數人受惠。社會越來越不和諧。這次金融危機就是盲目相信市場，富人的貪婪失去約束，從而進行無約束的“金融創新”引起的。對于小布什的政府救市計劃，他也并不看好。他在最近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把政府救市看作金錢換垃圾，文章也以此為題。他在文中寫到：“保爾森的救市計劃呼吁聯邦政府買入七千億美元問題資產，主要是抵押支持債券。這又能怎樣化解危機？除非聯邦政府為所購買的資產支付高于市值的價格，讓金融機構及其股東和高級管理人員撿個大便宜，而由納稅人承擔代價，否則，金融體系仍會因為資本短缺而陷入癱瘓。”

　　克魯格曼其人在1953年出生于美國長島，這是美國的富人區。他的家庭是猶太裔中產階級。他就讀于耶魯大學，獲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一直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經濟學和國際事務教授，1982至1983年曾擔任白宮經濟顧問，1991年獲得過克拉克獎。他的有個性、敢說話，在美國無人不知，不過據他的學生回憶，他也是一個知錯就改的人，并不固執己見。有個性而不固執，應該是令人敬仰的品質。(梁小民)

　　【延伸閱讀：保羅·克魯格曼著作一覽】

　　▲　《兜售繁榮》

　　[美]保羅·克魯格曼著 胡蘇云 趙敏譯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年7月第一版 289頁，17.00元  

　　▲　《蕭條經濟學的回歸》

　　[美]保羅·克魯格曼著 朱文暉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8年8月第一版 245頁，18.00元  

　　▲　《預期消退的年代》

　　[美]保羅·克魯格曼著 　王松奇譯 中國經濟出版社 2000年9月第一版 222頁，16.80元  

　　▲　《匯率的不穩定性》

　　[美]保羅·克魯格曼著 張兆杰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12月第一版 119頁，8.00 元

　　▲　《克魯格曼國際貿易新理論》

　　[美]保羅·克魯格曼著 黃勝強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年12月第一版 275頁，23.00 元 　

　　▲　《美國怎么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美] 保羅·克魯格曼著 劉波譯 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223頁，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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