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超乎預期！這可以說是各國媒體對前不久結束的倫敦金融峰會的最典型評價。

　　通過強化IMF等多邊金融機構的作用，本次峰會為世界經濟帶來了至少1.1萬億美元的“新鮮血液”，這讓全球金融市場為之雀躍。

　　細讀題為《復蘇與改革全球計劃》的倫敦金融峰會公報，除了“史無前例”的巨額資金承諾外，還有不少“第一次”讓人眼前一亮：比如第一次提到IMF等為美歐所把持的國際金融機構的領導人任命要“任人唯賢”；第一次將對沖基金納入常規金融監管；多年來第一次宣布IMF增發特別提款權；第一次將G20所有成員都納入金融穩定論壇并首次創建金融穩定委員會等。

　　倫敦金融峰會能否成為助世界經濟走出這場世紀危機的最后一劑猛藥？這是一次一擊制勝的“本壘打”，還是僅僅“看上去很美”？這次峰會所產生的諸多“第一次”，對于應對目前的危機以及預防悲劇在未來重演又具有什么現實和深遠的意義？

　　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日前對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陳志武、高盛全球經濟研究主管吉姆·奧尼爾、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斯蒂芬·羅奇、倫敦金融城卡斯商學院金融學助理教授趙懷南四位國際知名經濟學家進行了獨家采訪。

　　⊙本報記者 朱周良

　　意料之外，預期之中

　　

　　上海證券報：您覺得這次峰會的最大亮點在哪里？下一步G20還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來預防危機再次發生？

　　陳志武：本次峰會的目的是協調各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方略。最后的決議集中在幾方面，一是IMF的注資和由IMF幫助受金融危機重創的東歐、拉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這是本次峰會最具體的結果；二是同意建立某種跨國金融監管機構，但具體如何做沒有涉及；三是就消除“避稅天堂”的問題達成一致意見，這一塊執行起來也很難；四是要對對沖基金等行業加強監管。

　　今天的現實是，金融全球化的程度已超出目前的國際制度所能支持的范圍，因為今天在主權國家的架構下缺乏具有強制力的世界政府，跨國規則就難以建立執行。只要這種局面不改變，今后的問題照樣會很多。當然，即使有世界政府，金融危機還是會發生，這是由人的本性決定的。可以做的只是減少危機出現的頻率，但不能從根本上根除。

　　吉姆·奧尼爾：這次峰會最值得一提的是IMF的增資，這樣的舉措應該受到高度歡迎，并且會對發展中經濟體帶來巨大的幫助。即便只有這一個成果，這次峰會也可以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會議。

　　讓我感興趣的是，國際金融穩定論壇被重新命名為金融穩定委員會，并且很顯然后者被賦予了新的國際監管者的重要角色。不過這一新組織到底能有多大實際權限，現在還存在很大不確定因素。

　　趙懷南：G20出臺的各項舉措其實都在預料之中，沒有什么特別令人興奮的條款。一條未出現的條款(即各國繼續擴大財政赤字以刺激經濟)卻值得歡迎，因為這說明G20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不可無限度地使用財政刺激，從而使我們避免了由于過度的財政刺激所引發的各種隱患。

　　防止危機再度發生是說易行難，這正是為什么大的危機都是幾十年一遇。這次危機說明了過去幾十年的金融體系已經不再適合當今社會的經濟發展模式，其間各種隱患、危機不斷積累，從而導致了此次全球性危機的最終爆發。這次危機后金融系統將會被重塑，與老系統“高杠桿、輕監管”所不同的是，這個新系統必將強調“低杠桿、嚴監管”，這將大大降低金融企業的盈利能力，并減弱金融對經濟發展的信用支持力度。在當今資本主義金融體系主導世界的情況下，我對杜絕危機的再度發生表示悲觀。

　　斯蒂芬·羅奇：這次峰會更多是原則性的東西，實質性內容不多。我并不想刻意打壓這次會議可能給投資人信心帶來的提振，當前深陷危機的世界的確從全球最大的20個國家領導人的共同宣誓中獲得了很大安慰。但是，這次會議提出的很多行動計劃只是兌現了之前宣布的動議，而不是新的舉措。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我對這次峰會公報中沒有重點提到宏觀經濟層面的全球失衡感到非常失望。資產泡沫破滅和嚴重全球失衡糾正這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構成了這輪危機和全球衰退的核心問題。如果沒有強調這一核心問題——令人擔憂和可能誘發不穩定因素的全球儲蓄失衡狀況，G20領導人更可能本著政治動機采取一些應急的權益之計，而不是著眼長遠采取措施大力促進全球再平衡。這為在多年以來再次爆發又一次嚴重危機埋下了禍根。

　　股市短期或出現震蕩

　　

　　上海證券報：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內的很多人都認為，這次峰會可能成為世界經濟的轉折點，您覺得這次會議會成為復蘇的起點么？或者說大大增加了復蘇的概率？全球股市在此之前已連續上漲，這次會議能否進一步幫助確立新一輪的牛市？

　　

　　吉姆·奧尼爾：就全球經濟復蘇而言，G20倫敦峰會不會起到太多推動作用，當然也不會帶來壞處。巧合的是，最近的經濟數據正好傳遞出了一些積極信號，特別是中國的PMI數據和美國的ISM訂單及庫存數據。G20的首腦們應該感到慶幸，他們的第二次峰會正好被安排在(上述利好數據出爐的)同一周！在我看來，世界經濟今年第一季度應該已經見底，到第三季度全球有望恢復正增長。

　　陳志武：全球經濟見底還要數月，甚至到明年初。中國經濟在經歷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短暫的穩定后，現在看來可能在近期又出現下行，這說明4萬億元投資以及十大行業振興計劃的效果仍有待觀察。實際上，有些計劃可能壓縮了民營和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因為4萬億項目和十大行業振興計劃都偏重國有企業，這可能擠壓民營經濟的空間，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也仍然存在。

　　美國經濟的有些指標開始趨穩，但多數宏觀指標繼續惡化，失業率還繼續上升。這種局面還要幾個月才能見底。

　　全球股市在經歷過去一個月的修整恢復后，接下來，在4月份和5月份會面對第一季度財務報告的挑戰，估計許多行業的盈利狀況會很不好。如果那樣，本月和下月會有些震蕩。

　　

　　趙懷南：我不認為世界經濟在此次G20峰會后就開始走向復蘇。峰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達成了某些國與國之間行動的共識，這些共識是未來全球經濟框架發展的基礎。

　　G20峰會并沒有改變西方國家現存的經濟問題：比如房價還在下跌，失業率還在攀升，企業、個人破產還在加速，民間信用還遠未恢復流通，等等。在過去的十年間，政府、企業、個人的杠桿率都放大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人們都已經習慣了“杠桿經營”。現在，大家必須經歷一個漫長的“去杠桿”的過程，并要學會“去杠桿經營”。

　　我對西方的股市并不表示樂觀，其在G20峰會前后的短暫上漲，更多是因為人氣好轉，而不是因為基本面轉好。投資者更多的是在互相猜測對方的投資心理，加之對此前大幅做空頭寸的平倉，導致了股指的短暫上漲。另外，“去杠桿”也就意味著低盈利，在“去杠桿化”完成之前，我并不認為牛市會開始。

　　斯蒂芬·羅奇：通過將IMF的借貸能力擴大至7500億美元和支持增發2500億美元的SDR，G20采取了重要措施來為IMF提供更多資源用于應對全球危機。這是防止世界經濟進一步惡化的必要措施，但是還不夠。當然，這次峰會對于為那些缺乏資金用于經濟刺激的最不發達國家提供更多資源起到了很大幫助。不過，即便這些努力給各國應對總需求不足提供了更多彈藥，但不大可能終止大規模的去杠桿化進程。簡單點說，本次峰會對于IMF增資的協議不能確保世界經濟從深度衰退中快速和有力地復蘇。

　　打破美歐“把持”IMF格局

　　

　　上海證券報：您有沒有注意到這次峰會在IMF改革份額和投票權方面取得的突破？

　　趙懷南：除了IMF的資金增加了若干倍以外，我們并沒有看到關于投票權和配額的任何實質性突破，這些問題比簡單的增資更加敏感，也許這將是下次紐約峰會討論的議題。

　　陳志武：那是下一步的事情，在這次會議上沒有太多涉及。IMF本身的表決權、話語權是要在IMF的章程下才能改變，那是具體的問題，不是高峰會議要解決的問題。

　　

　　上海證券報：現在的不成文規定是，IMF和世行一把手一直分別由歐洲人和美國人把持，高層也基本來自歐美。本次會議公報中特別提到了IMF等國際機構領導層的委任要公開、透明且基于價值，您認為這是否意味著在未來亞洲人(當然包括中國人)也可能會被選為IMF總裁？或者說至少這種概率大大增加了？

　　趙懷南：我也注意到了這方面的情況。將來，IMF和世行將不再只是由美國和歐洲人壟斷的游戲。本次峰會的公報已經發出強烈暗示，將來這兩大機構的領導人將會依照個人能力來公開選拔，隨著亞洲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投票權和份額在未來逐步提高，很有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IMF或世行的一把手會來自亞洲或其他新興經濟體。

　　但現實的障礙在于，怎么來定義這個“任人唯賢”。不可否認，相比美歐，來自其他國家的候選人在國際知名度上會有劣勢。所以在實際操作中，可能很難令人信服地宣稱某個來自非美歐的IMF首腦候選人會比美歐的競爭對手更加適合出任類似重要職位。因此，雖說在理論上非美歐國家的候選人出任IMF首腦等重要職位沒有障礙，但實際操作中可能有難度。

　　斯蒂芬·羅奇：事實上，世界對于G20峰會作為全球經濟管理和協調機制的接納，本身就是對新興經濟體崛起的承認。這意味著，一直以來由美歐主導國際金融力量格局的日子已經時日無多。和這種大趨勢相一致的一個發展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兩大國際機構——IMF和世行的領導架構也會逐步發生變化。歐洲人管IMF、美國人掌世行這樣的所謂傳統，遲早也被一種更具廣泛代表性的公開甄選機制所取代，現在的問題不是會不會發生這種改變，而是改變最快何時到來。對于全球化大步推進的當今世界而言，這是一個受歡迎的新變化，也早就該有這樣的變化了。

　　陳志武：這一聲明很好，但是，IMF的表決權主要掌握在美國、西歐國家、日本手中，所以，只要投票權結構不改變，即使說以資歷與能力為選擇標準并按程序投票選舉，最后還會以美國和西歐國家的偏好選擇未來的IMF掌門人。

　　IMF和世界銀行的投票規則跟聯合國不同，聯合國是不管國家大小、不管經濟規模，每個主權國家有同等的一票，所以，聯合國的決議往往被發展中國家主導，而IMF與世界銀行則根據出資額決定投票權重，因此主要由發達國家主導。

　　吉姆·奧尼爾：這是這次峰會最大的好消息之一。今后國際機構領導人的任命將是任人唯賢，我認為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有了這次的突破，今后IMF的一把手由中國人出任并非沒有可能！

　　中國領袖角色已然顯露

　　

　　上海證券報：就金融體系改革方面而言，本次峰會似乎刻意強化了IMF的權力和角色，這意味著什么呢？

　　陳志武：IMF是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最大贏家，它的權力和影響力會增加很多，對國際金融市場、對主權國家的金融政策和金融狀況今后可能有更多發言權。特別是，如果中國、法國、德國等國家主張的國際金融監管體系與貨幣體系改革建議能夠有進展的話，IMF的權力會擴張不少。

　　斯蒂芬·羅奇：在自身資金實力得到大大增強的背景下，IMF理應在創建一個更有活力的全球金融框架方面發揮領袖作用。我認為特別重要的一點是，IMF要加強多邊預警和磋商機制，后者在2006年就曾提出，旨在讓中國、歐元區、日本、沙特以及美國坐到一起來處理全球失衡的問題。不幸的是，在世界最需要這一機制發揮作用的時候，也就是2007年本輪危機全面爆發前，各國卻放棄了繼續推進相關努力的動力。

　　這次會議上，通過將金融穩定論壇升級為金融穩定委員會，G20在口頭上表達了要改善IMF多邊協調職能的美好愿望，但如果沒有具體的執行機制，我很難對IMF在領導解決全球失衡問題方面感到太樂觀。但無論如何，高調成立的新的金融穩定委員會應該會在約束世界主要經濟體的不當經濟政策方面起到一些作用。就實際效果而言，可以說是通過一種“令人困惑的機制”迫使那些存在失衡的經濟體調整宏觀政策。

　　

　　上海證券報：峰會公報中首次提到增發SDR的內容，這是否能夠促成SDR作用的提升，乃至像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等建議的那樣成為新的國際儲備貨幣？

　　斯蒂芬·羅奇：我對中國在G20峰會期間表現出來的領袖氣質感到贊賞，不僅僅是為IMF提供新資金，還為中國在峰會前發起有關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大討論，比如周小川行長此前發表的幾篇論文。中國提出的這些觀點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需要被國際社會廣泛聽取。世界只會從中國這種新的全球角色中受益。但與此同時，這樣的領袖角色也會帶來更多義務，中國需要通過進一步拉動民間消費來改善自身的失衡問題。如果中國不能在這方面取得更大成效，那么其新的領袖角色可能被邊緣化，進而給中國自身、亞洲乃至全球經濟帶來不利后果。

　　我依然對中國抱有信心，我相信中國能夠抓住危機所帶來的歷史機遇。

　　趙懷南：IMF作為國際機構，獲得更多的獨立決策權力對中國來說是個好消息。只有IMF擁有更多的權力，IMF才可能有基礎考慮周小川行長提出的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新的國際儲備貨幣也許是個大趨勢，因為即使是美國國力衰退使其不得不讓出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美國也不愿意看到人民幣或是歐元變成儲備貨幣，折中的方式也許就是一種由IMF管理的新的全球儲備貨幣。

　　陳志武：在會議前，由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等官員提出改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議題，讓中國主導了這次峰會的議題。盡管在會議決議中沒有直接談到超主權貨幣的事，但其實際影響已經存在了。

　　這次就SDR做的調整只是技術上的細節，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其性質和地位，跟周小川建議的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擴大SDR的儲備貨幣地位并將其轉變為貿易結算貨幣等，是更漫長的改革，許多因素都會影響其進程，包括美國經濟、美國金融市場的穩定情況以及中國和其他金磚四國未來的走向。比如，如果美國金融市場很快復蘇、繼續成為金融世界的大本營，超主權貨幣取代美元的改革進程就會很難進行，那可能要等下次危機了。

　　吉姆·奧尼爾：中國的SDR建議并未在這次峰會上得到體現，但確實是一大“潛臺詞”。不過，除非人民幣進一步增強可兌換性，否則類似提議的重要性將大打折扣。

　　加強跨國監管仍有難度

　　

　　上海證券報：您對這次峰會在金融監管改革方面的其他成果如何評價，比如對金融企業的監管，以及對對沖基金和避稅天堂等的監管？

　　趙懷南：G20提出加強對“影子銀行”系統的監管。雖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銀行，但諸如貨幣市場基金、共同基金、對沖基金以及結構性投資工具(SIV)等影子銀行機構已成為提供信貸的生力軍。這一點已不容忽視。但“影子銀行”在很大程度上仍舊處于監管的視線之外，還做著“監管套利”的買賣。要引入公平競爭，就必須一視同仁。因此判斷金融機構的性質，應著重考慮其功能而非其構成形式。在許多方面，“影子銀行”類似商業銀行的金融活動已變得無處不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彼此替代。為了確保市場的公平性，我們應該平等對待傳統銀行和其功能類似的“影子銀行”，如果在監管及會計標準上不一視同仁，則可能妨礙了公平競爭，并有可能加大系統風險。

　　斯蒂芬·羅奇：就監管而言，這次峰會更多談的是總體原則，在具體細節方面含糊其辭。更多的監管改革自主還是留給了各國自身，這其實是等于承認，G20認為金融監管的最好方式還是依照各國的具體國情。但在我看來，這并非一個日益全球化經濟下的最優選擇。我認為，當前國際金融已高度相互滲透，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都存在失衡問題，而監管則必須從全球的高度考慮到這些問題。

　　同樣，本次的峰會公報中沒有提到創建一個全球性系統風險監管者的內容，這令我感到擔憂，尤其是考慮到當前全球正在全力應對一場系統性風險大爆發的特定背景。建立新的金融穩定委員會代替現有的金融穩定論壇，是朝著這個方向邁出的積極一步，但由于沒有給這一新機構賦予實際的執行機制，其在處理實際問題時可能缺乏有效的工具。在一個危機后的世界，尤其需要在監管改革方面采取更多有力措施，在這方面，G20只是邁出了很小的步子。

　　陳志武：這次會議在國際金融監管問題上有一些進展，但是，具體執行起來會很難，包括對沖基金行業與金融機構的跨國監管。

　　之所以很難、會有許多障礙，因為跨國監管涉及到主權問題，比如，當國際金融監管機構發現美國金融公司違章，是否有權到美國境內“執法”，或者命令美國監管機構對其執法呢？如果各國在主權的理解上存在差別，并且也不愿意將一些主權讓出去，最后，跨國監管聽起來好像合理，但實際上會到處碰壁。

　　在英美和歐洲大陸之間，存在一種理念上的分歧。英美主張的全球化是各個主權國家相互平等做交易、以自由國際市場的力量規范國際經濟和金融事務，而以法國為主的歐洲大陸國家主張的是“世界化”，即有一個具有強制力的世界政府，包括世界立法機構、國際法院、國際監管部門等，由這個世界政府來管理所有國與國間的經濟和金融關系。

　　這種理念上的差別，決定了這次峰會前英美和歐洲大陸國家的不同立場、不同議程，英美不主張設立國際金融監管機構，而德法卻威脅說，如果不同意設立跨國監管架構，那么就將從會議中退席！由此可見，危機之后的制度重建工作會有多么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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