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葉檀

　　 中國的人民幣要實現市場化，必須內外兼治：一方面呼吁重新整頓全球金融秩序，要求美國自律，對金融機構進行嚴厲監管；另一方面，要改革國內的貨幣發行體制。

　　 筆者說過，中國經濟要健康發展，必須跨過兩道坎：一是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二是國有企業效率的提高。前者決定了中國經濟是否繼續受制于人，后者決定了中國式市場經濟的前景。現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之中，圍繞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要進行內外兩方面的改革。

　　 外部改革路徑已經明確，中國目前正在倡議發起一場全球金融體系的改革。

　　 我們頭腦必須清醒，以特別提款權為基礎改革全球儲備體系，特別提款權仍然與全球主要儲備貨幣掛鉤，美元仍占主導地位，只不過從以往單純與美元掛鉤變為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為今后貨幣比例的改變預留了空間。我們不能奢望特別提款權能夠馬上給我們一個穩定公平的貨幣體系，事實上，全球都找不到貨幣改革的最優方案，只能尋找次優方案。

　　 在呼吁外部改革的同時，我國人民幣發行體制必須明確改革的目標。

　　 按照周洛華先生的說法，當今世界上主要國家的貨幣發行機制基本上分為三類。歐盟以共同條約的形式規定了貨幣投放的方法和標準，比較著名的就是“三駕馬車”理論：如果經濟增長率、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這3個指標在預先設定的范圍之內，就向市場提供流動性；如果高于預先設定的范圍，就實行緊縮政策，減少貨幣投放量；如果低于預先設定的范圍，就實行擴張政策，增加貨幣投放量。

　　 美國的貨幣發行掌握在美聯儲與華爾街的手上，美聯儲根據就業、通脹等數據發放基礎貨幣，華爾街根據資產品價格的漲跌，投放或者回收相應的虛擬美元。當房貸證券、債券出現嚴重的定價失誤時，華爾街的貨幣發行體制崩塌，全球陷入緊縮以適應美聯儲基礎貨幣的投放量。

　　 以日本為代表的用匯率來發行貨幣的機制，也就是盯住美元機制。這一辦法在外向型的小經濟體能夠奏效，但一旦經濟體過大而仍然采用這一模式，就會陷入如日本一樣衰退20年的悲劇。日本無法根據國內的經濟情況自主調節貨幣，只能依靠政府積極財政政策拉動，基本上還是只能惟美國經濟馬首是瞻。如果中國能夠取代美國的進口地位，日本當然可以找到救命稻草。問題是，人民幣現在同樣惟美元馬首是瞻，這就決定了東亞經濟體的被動地位。

　　 除非全球經濟能夠回到金融危機之前的局面，即中國出口，美國消費，中國外匯儲備回流美國，否則以目前全球經濟正在發生的巨變，以中國發展內需經濟的需要，即便中國想繼續盯住美元也不可能。我國的央行內部受制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外部受制于美聯儲與華爾街，最大的功能就是根據外儲增減發行人民幣沖銷，從根本就缺乏獨立性。這既缺乏遠見也很可悲。因此，中國亟需建立明確的貨幣發行體制。

　　 關鍵是怎么改？張五常先生所說的盯住一籃子大宗商品很難行得通。一方面大宗商品從某種程度上正是華爾街發鈔形式的體現，有多篇文章論證了盯住大宗商品的不可行；另一種辦法是向歐元區學習，根據經濟增長率、就業率、通脹率三駕馬車來決定人民幣的發行量，同時向原聯邦德國一樣，直接放開匯率，讓人民幣一步升值到位，這樣才能徹底走出人民幣發行的死結。

　　 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對中國出口商品不負責任的做法，還是小步快速調整來得更加穩妥。我想說的是，小步快調沒有解決矛盾，而是將矛盾后延。既然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是必然之選，既然人民幣匯率自由化是必然之選，在出口大幅下挫時調整貨幣發行機制正當其時。當初德國的匯率調整就很順利。事實上，作為更依賴銀行間接融資、政府調控力度更大的經濟體，中國與德國、日本更相似，而不是美國。

　　 希望央行在積極建議國際金融秩序改革的同時，以務實的態度認真制訂中國貨幣發行體制的改革方案，外患與內疾，都需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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