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建立“實權”機構是一個長期探索

　　——專訪美國弗吉尼亞大學達頓商學院商業管理學教授李偉

　　谷重慶

　　奧巴馬政府以變革為口號上臺，但估計他可不想改變美元現在的國際地位，不過形勢比人強。

　　下個月即將在倫敦召開G20峰會，本來美歐正在為會議的焦點而爭論，美國認為峰會的焦點應該是各國需要擴大財政刺激經濟增長的力度，而歐洲則認為加強金融監管才是主要問題。就在雙方爭執不下時，最近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撰文提出要建立超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這無疑是戳到了美國的要害和痛處上，以至于此言論迅速在美國引起了巨大反響。

　　熟悉國際金融的人都知道，美國正是憑借美元的國際地位在占全世界人民的便宜，但現在它玩得有點過火了，于是大家要求變革。但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去做才能建立一個更為公平高效的國際金融秩序呢？為此，本報最近專訪了美國弗吉尼亞大學達頓商學院商業管理學教授李偉，請他來談談自己這方面的觀點。

　　硬幣的一面：“美國占到的便宜”

　　《21世紀》：下個月G20會議將在倫敦召開，最近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連續撰文表示未來全球經濟需要構筑一種超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以規避目前以美元為主要儲備貨幣所產生的種種弊端。這一說法迅速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軒然大波，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內的諸多美國政要都出面否定這一想法。那么您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李偉：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一些更基本的問題開始講。在當今世界，大多數經濟體都面臨著兩重風險，一是匯率風險，一是金融系統內在的風險，這兩重風險都會體現在資產負債表上。

　　先說匯率風險，舉例來說，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它在發展的過程中需要對外融資，這涉及借債的問題，但中國借的債務應該用什么貨幣來計價呢？假如國外債權人愿意接受人民幣來償還債務，那中國借的外債自然可以用人民幣來標價。但對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其本幣在國際市場上的使用范圍有限，信譽也比較低，因此很難發行以本幣計價的外債，而需要發行以美元等外幣計價的債務。但美元等外幣的匯率是變動的，因此這可能導致中國在對外融資和償還外債的時候面臨不同的匯率。不同的匯率會導致中國的還款額發生很大的變化，由此派生出了匯率的風險。同理，中國企業在進行國際貿易的時候也會面臨相似的風險。

　　再說金融系統內在的風險。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任何金融系統都具有一種天然的不穩定性。為什么？因為金融業的功能是把社會的閑置資金配置到有效率的經濟領域中去，所以金融機構往往是借錢去放貸。但借錢的期限和放貸的期限經常不匹配，因此金融機構一般會出現短融長投的問題。舉例來說，儲戶把錢存在銀行里面獲得一定的利息，前提是儲戶隨時都可以去銀行支取自己的錢。在獲得大眾的儲蓄之后，銀行將這些錢以更高的利率放貸給企業，從而賺取中間的差價。一般來說，企業償還銀行貸款需要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而儲戶需要隨時都可以支取自己的錢。因此金融機構的經濟職能是為社會提供融資服務和流動性服務。假如經濟運行平穩，支取現金的儲戶比較有限，那銀行的流動性沒問題。但假如市場出現劇烈動蕩，很多儲戶都去銀行提現，而銀行又沒法子讓借貸的企業馬上還錢，那銀行就會遭遇流動性危機，從而引發擠兌風潮。

　　從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角度來說，其資產和負債的期限往往不是匹配的，短期融資搭配的是長期投資，金融機構的經濟職能使之必須承擔資產負債表上期限錯位的風險。假如大眾對金融體系的付款能力很有信心，那么這種錯位是可以維持的，但這種信心一旦因為某種原因而喪失，那么金融體系就會出問題。美國現在的這場金融危機就是由資產負債表上期限錯位風險而引發的系統性危機。

　　剛才已經說了，對世界上大部分國家而言，其金融系統同時面臨著這兩種風險。但美國只有后一種風險，它沒有匯率風險，因為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美國政府對外發債用的是本幣。關于這點，你可以去看看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它的資產和負債都是美元標價的(外匯儲備資產小到可以忽略不計)，不像很多發展中國家，其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資產的一方經常有大量的美元等外匯(儲備)資產，為本國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外匯負債提供一定的擔保。對于美國企業來說，其大部分的負債也是以美元標價的，即使有一小部分的企業債是以別的貨幣為結算單位，美國企業一般也能通過金融創新很快化解掉其中的匯率風險，所以總體來說，美國人是很少考慮匯率風險的。

　　回到周小川的建議，我們可以看到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給美國帶來了很多好處，是它的根本利益之一，而中國關于建立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的想法無疑會動搖美元的這種地位，所以我毫不奇怪美國政府會反對這種觀點。

　　《21世紀》：如您所言，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但美國現在發生了這么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那美元為何依舊可以保持這樣的地位呢？

　　李偉：美元保持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原因很多，比如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的金融市場是全球最發達和流動性最好的市場，國際大宗商品以美元為結算單位，很大一部分金融產品也是以美元計價，就連中國賣到美國去的商品很多也是以美元結算的。美元在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中有著廣泛的用途，就連那些和美國敵對的國家，例如朝鮮和伊朗也都接受美元，所以它的國際地位是有著廣泛基礎的。

　　這里還要補充一點，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不但可以使美國獲得以本幣發債的資格，還可以讓美國向全世界收鑄幣稅。這里面的道理很簡單，美元是一種國際儲備貨幣，其他國家需要積累美元來進行國際支付，但美國不可能送美元給這些國家，所以這些國家只能通過與美國貿易的方式來賺取美元，這意味著美國用鈔票換來了實實在在的商品。我們可以想一下，100美元的印制成本估計只有幾美分，但它在國際貿易中卻可以購買100美元的商品，這幾美分的成本和100美元的商品之間的差值就是鑄幣稅，也就是美國占到的便宜。

　　硬幣的另一面：

　　“美國的額外責任”

　　《21世紀》：那美元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對美國有沒有什么不利之處？

　　李偉：有的。首先，有額外的好處就會有額外的責任。大多數國家都沒法子通過印鈔票的方式來應對經濟危機，但美國可以，這源于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但也正因為如此，當世界經濟整體出現危機的時候，美國也需要對此承擔比其他國家更大的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美國政府對美國經濟的救援不僅是對美國人民的責任，也是美國對世界的責任。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如果美國政府想刺激本國的經濟增長，其所需要的投入會比一般國家大得多。因為美國是一個非常開放的經濟體，其進口量世界第一，所以美國政府每投一塊錢在經濟刺激計劃上，很有可能只有60美分可以作用于美國經濟，而有40美分可能會通過進口等方式去增加其他國家的外需，間接幫助別國振興經濟。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就是當美元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時候，美國必然會是一個債務國，而無法成為一個債權國，這也是“特里芬難題”所表述的內容。你可以想想，假如美元是一種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那美國怎么可能去大量儲備別國的貨幣？應該別的國家來儲備美元才對，不然市場上就沒有足夠的美元流通了。為了向國際市場注入足夠的美元，美國需要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者，以貿易逆差的形式來輸出美元。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貿易逆差不一定是壞事，因為就像之前說的，美國人拿鈔票換來了商品，提高了生活水平，甚至使得美國人可以普遍享受到高于自己收入水平的消費，這有什么不好呢？但從國際收支平衡的角度來看，美國是無法成為債權國的，這也是美元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代價之一。

　　《21世紀》：您提出美元的地位使得美國無法保持債權國的地位，但根據“特里芬難題”，假如美元要保持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那么美國應該是一個貿易順差國，也就是說它手上應該有別國貨幣作為儲備以建立起自己的國際支付能力。但現在美國不但沒有儲備，而且美元的發行還有過濫的嫌疑，這已經危及了世界經濟的發展，您對此怎么看？

　　李偉：其實這時候美國應該注意自己的信用了。這就像一個有了權力的人，他必須非常謹慎的使用權力，而不能濫用，否則他很可能會失去手中的權力。我覺得美元的國際地位在歐元成立之前不是問題，因為當時沒有任何一個貨幣可以替代美元的地位。但歐元的出現從長期來看是對美元地位的一個很大挑戰。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之后，美國在2001年又遭遇了“9·11”恐怖襲擊，這導致了美國經濟的衰退。為了對抗經濟衰退，美國的貨幣當局采用了大量注入流動性的政策。這雖然在一段時間內刺激了美國的經濟增長，但它嚴重影響了美元在全球的地位，增加了歐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資本。

　　但也要注意，世界經濟從持有一種儲備貨幣轉換到另一種儲備貨幣，這種變化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質變，需要整個系統隨之發生改變，所以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短時間內仍無法改變。

　　《21世紀》：其實早在周小川提出建立超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之前，就有中國經濟學家認為目前的金融危機，其部分的原因在于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美元無節制的發行，因此主張要給美元套上一個“籠頭”，您怎么評價這個觀點？

　　李偉：這是一個比較實質性的問題。首先，布雷頓森林體系是有不足的，其最主要的不足就是需要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扮演絕對的領頭羊角色。假如美國可以勝任這個角色，那么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轉是問題不大的。但假如美國無法勝任這一角色了，那么這一體系的運轉就會變得困難重重。實際上，在這一體系下，各國的經濟政策主要是與美國的經濟政策相協調，因為采取了固定匯率，所以各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會參照美國的去協調。假如無法平衡，那就只能重估匯率，例如英鎊匯率在1970年代就曾兩次重估，因為當時英國政府為了對抗經濟衰退向經濟體中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結果導致國內的通脹率高于國外，英鎊由此產生了貶值的壓力。美國經濟到1970年代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那時候美國因為越戰等原因而大印鈔票，結果導致了嚴重的黃金外流，最終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由此宣告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所以這一體系所要求的前提是很難長久存在的。

　　其次，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本幣匯率變成了自由浮動的狀態，這造成了一個結果，就是各國政府必須對各自的經濟政策負責。因為對大多數國家來說，經濟政策的效果將會反映到匯率上去。但美國不一樣，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解體，但美元依然是世界主要的儲備貨幣，因此美國的政策會有比較強的外部性，也就是說哪怕美國政府的政策不太負責，其所造成的損失也不一定都會由美國來承擔。比如說，假如美國的貨幣政策非常寬松，那么不但美元會貶值，很多與美元掛鉤的貨幣也會貶值，全球流動性會因此而泛濫，大宗商品的價格會上漲，全球經濟可能過熱。前幾年我們看到國際上出現了普遍的經濟繁榮和通脹壓力，實際上就和這有關。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覺得這次危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元流動性如此長時間的擴大。當然，在監管等領域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從系統上來說，我覺得還是因為目前的國際經濟體系對美元過于依賴了，同時又沒有對美元的發行形成有效地制約。

　　SDR難擔大任

　　《21世紀》：作為全球最大官方外匯儲備持有國的央行行長，周小川還提出要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并擴大其“特別提款權”(SDR)的使用范圍，希望以此在短期內來限制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一些弊端。但哈佛大學的杰弗瑞·弗蘭克爾(Jeffrey A. Frankel)教授卻認為這個想法雖好，但SDR的結局有可能成為語言學里面的世界語——鮮有人使用。您對此如何看？

　　李偉：我個人也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但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要解決，就是誰來負責。你要知道，任何一種貨幣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都是有成本的，需要有參與方為了直接的切身利益而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實現。假如未來在擴大SDR使用范圍的過程中遇到了困難，那么誰會去積極解決這些問題呢？即使IMF有這個意愿去解決問題，但它作為一個國際組織，有這個實力嗎？假如它沒有，一些復雜問題的解決可能還是需要這個組織背后的一系列主權國家來推動。但要是解決一個問題的責任會分攤到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國家的頭上，那究竟哪一個會認真去解決問題呢？這樣可能大家都會變得沒責任。如果到時候誰也不負責，那么這個貨幣如何擔負國際儲備貨幣的責任呢？比如說，就像現在，東歐的很多國家出現了嚴重危機，那么到底是否需要IMF去救援，又需要如何救援呢？恐怕這都是在擴大SDR使用范圍之后需要面對的問題。

　　退一步說，現在很多人重新燃起了對金本位的興趣，為什么？金本位的一大優勢就在于它有一個掛鉤的實體，而且這個實體在很大程度上不為任何一個國家所操控。當然假如真的實行金本位，那估計會對南非這樣的產金大國比較有利。但金本位也有非常嚴重的缺陷，就是在這一體制下，調節經濟的政策杠桿非常少。你想想，假如你把全球經濟都拴在一個商品上，那么當經濟出現危機，尤其是流動性危機的時候你怎么辦？由于貨幣發行量已經被黃金所固定，因此貨幣當局是無法通過注入流動性的方法來緩解危機的。

　　《21世紀》：現實已經證明，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有諸多弊病。金本位又缺乏政策杠桿，而且您認為IMF的SDR短期內不一定是很好的選擇。那未來究竟有沒有可能建立一種超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呢？

　　李偉：我覺得是可能的，但需要有一個全球性的政府。或者沒有全球性的政府也行，但掌握這個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的機構一定要是一個“有牙齒”的機構，而不能是一個紙老虎。關鍵點說穿了就一個，這個機構既要可以制定政策，也要有能力超越國界的來執行這些政策。也就是說，這要是一個有實權的機構才行。而這個機構有實權就意味著其成員需要放棄相應的經濟主權，這有點像歐元區的狀況。現在歐洲央行主管著歐元的相關政策，這實際上是各成員國出讓的貨幣主權。假如沒有各成員國的犧牲，那歐元的成立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從經濟學上來說，這意味著歐元區各國的公民擁有區內的自由遷徙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區域內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你可以想想，假如要在國際范圍內建立一種超主權的儲備貨幣，這可能意味著我們也要像歐元區那樣去做一些改革，我想恐怕這在現有條件下還不成熟。

　　另外，我為什么不看好IMF和SDR，還有一點原因在于美國在IMF的重大問題上現在擁有一票否決權，這等于說IMF的任何基調都要得到美國的首肯才行。假如美國可以站在比較中立公正的立場上來運用自己這方面的權力，那IMF和SDR是有希望的。但假如美國站在比較自私的立場上呢？也許大家認為這需要改革IMF，但這又是另外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比如取消美國在重大問題上的一票否決權就要降低目前美國的投票權重，或者重新修改投票規則，但這兩條路都比較難走。還有一點在于，假如要重新分配投票權，那么就涉及到按照經濟總量來重新給各國排序的問題。但如何測算經濟總量呢？發達國家肯定會偏向按照現行匯率測算的方法，而發展中國家肯定更希望采取更能提高自身權重的購買力平價(PPP)作為標準。

　　其實大家之所以要建立一個超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要改革IMF，就是因為大家覺得美國太自私了，自己的經濟出了問題就拼命地印鈔票來應對，全然不顧美國的貨幣政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這等于說美國救市的成本要全世界來和它一起分擔。但就像之前說的，現在我們希望有一個既不自私，也有“牙齒”的機構來發行一種超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我覺得這是很難的。

　　人民幣國際化之前，

　　匯率應更有彈性

　　《21世紀》：您覺得發行超主權儲備貨幣在現實中很難實現，但我們知道，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很多亞洲外匯儲備不足的國家最后不得不以犧牲經濟主權的方式換來了IMF的援助，這給這些國家留下了痛苦的記憶。結果危機過后，很多國家開始把積累外匯儲備，防范下次金融風險作為首要任務。這對于單個國家是理性的，但當很多國家都把積累美元作為一個目標時，這就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非常負面的影響。應該說，后來的全球失衡以及世界范圍內的流動性過剩也和這些亞洲國家的做法有關。所以假如我們不希望下次還發生這樣的事情，就應該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解決這些亞洲國家的后顧之憂，可以在它們陷入危機的時候給予它們不附加條件的援助。有的經濟學家就提出IMF應該擔負這樣的職責。當然，這又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假如IMF現在不附加任何條件去救援這些國家，這可能會鼓勵這些國家在未來更加不負責任的行事，等于滋生出了道德風險。似乎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您對此怎么看？

　　李偉：這個問題非常好。其實關于當年IMF附加苛刻條件救援亞洲國家的做法，你看看今天的美國就能理解。比如說最近發生了美國國際集團(AIG)的獎金風波，這件事情在美國鬧得很大，但從道理上來說并不復雜。危機發生了，政府需要去救助這些金融機構，AIG和這些員工事先已經簽訂了獎金合同，表面上看這并沒有什么問題。但實際上不是，人們覺得AIG拿了政府的錢就應該聽政府的話，尤其不能給那些衍生品部門的人發獎金。對照AIG的例子，IMF當年這么做也就容易理解了。你想，要是IMF當時不把這些條件附加進去的話，估計IMF的那些出資國就該有意見了，這就跟現在美國納稅人對AIG不滿是一個道理。實際上從經濟學上來說，這些獎金是沒問題的，因為AIG手上現在還有大量的衍生品合同，很多合同需要這些出色的人去重新編寫，以盡量減少損失。他們每挽回一分錢的損失，納稅人就可以節約一分錢，所以給他們發獎金激勵他們是很正常的。假如說拿了政府的錢就要在諸多事情上受政府的管，甚至是很不舒服的管，那很多銀行可能干脆會放棄政府的注資，并選擇削減貸款、裁員和囤積現金的做法，那經濟狀況可能更差，到頭來還是納稅人倒霉。但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最后變成了一個非常棘手的事情。

　　過去美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份額很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凡是對美國經濟好的，對世界經濟也好。但現在美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份額在逐步減少，假如還沿用過去的那套體制，包括美元作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等，那么其弊端就會日益明顯。所以大家現在有這么多的憂慮，希望建立一個超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我覺得是有道理的。但反過來說，我覺得在現階段找到一個替代的模式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再回到中國的立場上，我覺得周小川提出這些建議的一個初衷可能還是在考慮要擴大IMF的權限，給它注資，但同時要對其進行改革。改革后的IMF應該可以更全面的反映當今世界的經濟格局，我想屆時中國在IMF的投票權會獲得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說，周小川提出這種想法雖然目前的可行性不大，但會提高大家對長期問題的思考，我覺得這也是有好處的。

　　《21世紀》：那您覺得在現有的條件下，中國有沒有辦法去進一步維護自身在這方面的利益呢？

　　李偉：要解決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就必須加大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逐步開放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當然，在此之前，我們需要讓人民幣的匯率更有彈性，更多的反映市場的變化。因為只有這樣做，我們才能藏匯于民，藏富于民。這樣既可以提高消費，也可以降低我們過多的外匯儲備，讓老百姓和民營企業拿著這些外匯去海外投資。這可以有效地化解海外的貿易保護主義，在最大程度上保護中國的利益。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