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創新和變革來對抗周期

　　當前全球經濟都陷入巨大的波動和不確定中，有許多人困惑，也有許多人選擇逃避，甚至有許多人等待死亡，更有一些聰明和有勇氣的人選擇用創新與變革來對抗這種周期，努力去獲取下一次經濟繁榮的獎章。

　　從歷史上來看，只要是市場經濟，波動就是難免的，周期就是經常的，這一點必須要非常客觀地來看待。如果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是一個少女，這次經濟波動就是WTO以來和金融市場化以來的第一個商業周期波動，相當于少女的初潮。而美國二百二十年以來已經有了五十多次經濟周期波動，這種波動對美國來說就是例假，沒有它反倒是身體不健康的征兆。初潮可以有兩種辦法對付，一種是無知的辦法，就是把它當成是疾病，用香灰或迷信的辦法對付它，結果這個少女就可能喪失生殖能力，創造生命的能力被扼殺掉。中國當下，如果不能用改革的方法應對經濟波動，就會扼殺掉剛剛開始的市場經濟的生命力。另一種方法是有知識的人的辦法，很好地呵護它、順應它，就會使少女獲得一種創造生命的能力。中國目前這一次的波動，恰好考驗我們的政府能不能很好地呵護已經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給市場經濟以新的生命能力，而不是把它打回到原來的幼女狀態，永遠長不大。

　　我們知道，企業家除了要面對自然災害、社會革命以及技術革命外，實際上作為領導者和管理者能夠發揮最大創造力、想像力和生存能力的地方，就是不斷遇到經濟周期性波動并進而戰勝它。企業在遇到經濟周期波動的時候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消極辦法，比如因為恐懼未來的經濟周期性波動，企業就索性不借款、不進取、不發展，在小的規模上不斷地維持。這就好比一個人因為害怕疾病而永遠不出門，害怕風寒永遠不開窗戶，當然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因停滯而死亡。另一種辦法是積極應對，一些優秀的、長壽的企業都是用積極的辦法來應對經濟周期性波動的。

　　怎樣才算是積極的辦法呢？我認為首先是要洞察未來、預見周期，站在未來安排現在。古人講“智者察于未萌，愚者黯于成事”，要求智者能夠在一個事情尚未充分顯露的時候就能夠知道它可能的變化。這就要求我們用很大的精力去研究行業、研究市場、研究經濟周期波動的規律；而作為一個后發達的市場、后進入的企業，我們就要研究先發達地區、先成長的企業，用他們的經驗來照耀我們未來的道路。

　　其次，更進一步的辦法就是在預見的基礎上提前變革，預做安排。比如萬通研究了地產行業的各種變化規律后，發現住宅在人均GDP8000美元以下是一個快速增長的主流產品，8000美元以后社區商業和都市商用不動產會有快速的成長。預見到這點，所以萬通在戰略上就預做安排，積極應對；又比如萬通地產率先開始研究美國模式，在四前年不僅提出了要反周期的安排，而且要用變革商業模式，也就是變香港模式為美國模式的方法來應對周期。2008年是萬通歷史上業績最好的一年，并不是我們幸運，而是因為我們有所準備。

　　通常說日子很長，蜜月很短，如果把繁榮比作蜜月，把蕭條、危機、復蘇比成日子，我們就應該在蜜月的時候惦記著日子，在日子的時候準備好蜜月所需要的新的產品、新的商業模式和新的公司戰略。只要我們能夠主動、自如地駕馭市場的波動，了解蜜月和日子之間的不斷轉換的關系，我們就能用日子心態來享受蜜月的快樂，用蜜月的快樂來積蓄日子的銀兩。

　　進行自我改造和提升

　　2008年以來地震和毒牛奶使企業家的形象受到極大的損害，甚至可以說是偶像坍塌的一年，這種情況促使我們自我反省，不光要更好地認識自己，也要更好地改變自己。如果我們不能夠在變化和進步的社會中自我改造和提升，過去的成績將會是我們失敗的根源，而不是讓我們進一步成功的動力。

　　比如，作為一個企業家應該怎么講話？是不是應該到處都講？是不是什么都要講？是不是一定就會講得正確？這本身就是大可懷疑的事情。企業家只能講對企業有利的話，而學者要講正確的話，政府要講恰當的話，不同的角色講話的側重點和要求是不同的。如果一個企業家一味要像學者和科學家一樣永遠講正確的話，那就可能脫離股東對他的期待，學者也會認為你不比他更高明，而公眾就會跟你較真，政府就會認為你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反過來，如果企業家像某些政府官員一樣，只講恰當的話，到哪兒都四平八穩，到哪兒都不完全捍衛股東的利益，那將會失去生存的根基，因為企業家最重要的還是股東的代表。所以，學會說話，學會應對媒體，學會應對和滿足公眾的期待，是企業家不斷調適自己公司角色和社會角色方面需要補上的一門新課程。

　　企業家在推動自己的盈利事業過程中，怎樣真正地善盡社會責任，扮演好企業公民的角色，這兩件事情在毒牛奶事情發生后，引起很多的關注。比如一些企業在過往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和一些行為做法上的確是認真的，而且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企業在管理中出現疏漏，發生了毒牛奶的事情，頓時將他們前面做的工作的百分之九十都化為烏有。

　　顯然，承擔社會責任和做企業公民不完全是簡單的捐款和見媒體、發布報告，更重要的是應該把企業內部的品質、管理、對員工負責任，也通通都納入企業的社會責任當中。特別是不同的企業，比如房地產企業，就應該把安全、質量納入社會責任的考核范圍。對食品企業而言，食品安全就是社會責任之一。

　　前一段地震之后我去日本考察，發現日本一家食品企業沒有為負責企業公民責任事務單獨成立一個部門，而是放在質量管理部門，他們說公司是做火腿生意，只要食品安全、健康、不出問題就是對社會責任的最大的承擔。這也給我很多啟示，就是堅持承擔社會責任，一定要重視長期性的制度安排，同時也要把外在的、表面化的一些工作，轉化為內在的、長期性、基礎性的建設，用這種方法提升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的水平。

　　對于企業家來說，價值觀的不斷改進也非常重要。企業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當他從社會地位卑微的階段開始創業、不斷發展、獲得財富、獲得社會認可、獲得公眾的表揚的時候，往往思想和價值觀也會發生變化。這時候企業家就必須要不斷地警醒，不斷地自我反省和學習，厘定哪些價值觀是正確的，哪些和社會的多樣化的期待是可以協調的，哪些是完全自我的、和未來社會是不能兼容的。

　　歷史不僅是一面鏡子，也是最好的老師。只有歷史不會欺騙我們。站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潮頭，溫故知新，我們一定要在推動市場化改革的道路上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前路崎嶇阻且長，但我堅信“有夢想就誰都了不起，有勇氣就會有奇跡”，中國有夢想，中國了不起，中國有奇跡，這奇跡包括民營企業的故事，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必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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