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榮利對91例案例中能夠推出大致年齡的84位國企企業家和108位民營企業家的年齡結構分別進行了初步統計，其中83位國企企業家被查處時的平均年齡為53.69歲，108位民營企業家被查處時平均年齡為43.69歲。“這是查處時的年齡，他們在犯罪時的年齡一般是前兩三年甚至三五年，因此國企企業家犯罪時的平均年齡是50歲左右，民營企業家犯罪時的平均年齡在40歲左右。”王榮利表示。

　　通常來說，國企企業家一般是40歲以后才能坐上一把手的位置，因此對他們來說50歲正當壯年，類似于民營企業家的40歲。王榮利認為，這說明國企企業家發生犯罪，與其年齡的關系并不大，而與其職務和掌握的權力之間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關系。

　　不論是國企企業家還是民營企業家都是在其職業年齡的壯年犯罪。我們不禁要反思這是為什么？將報告對“犯罪企業家的年齡統計與分析”與“犯罪企業家的學歷統計與分析”兩部分結合起來，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端倪。

　　根據報告的統計結果，涉嫌犯罪的國企企業家大專以上學歷的占到80%，其中研究生學歷的高達30%，高中以下學歷的只占到20%；與此相反，涉嫌犯罪的民營企業家普遍學歷較低，大專以上學歷僅占大約33%的比例，研究生學歷僅有4例。不論高學歷還是低學歷一樣犯罪，這是為什么？王榮利用倒推企業家年齡的方法為我們揭示了答案。

　　以08年為點，倒推一下企業家的出生年代，國企企業家普遍出生在1955年-1958年左右，這是一個“砸爛公檢法”的時代，不僅沒有法律可學，而且也沒有法律實踐，所以這些國企企業家雖然學歷高但依然缺乏法律意識。而民營企業家則出生在1965-1968年左右，王榮利也是這個時代的人，這一代人只有學歷高的，進了政法院校才能學習到法律，學歷低不可能受到法律教育。

　　沒有受到系統的法律教育，缺乏法律意識，這是這一代企業家落馬的首要原因。當然這僅是從企業家主觀方面來談，從客觀方面來說，法制不健全的大環境也是誘導企業家落馬的重要因素。

　　王榮利的八項意見和建議

　　就預防和防范企業家犯罪的問題，王榮利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提出八項意見和建議。

　　從主觀方面來說，王榮利提出了四項預防性意見，即提高法律意識，培養法律思維；擺正自己位置，遵守黨紀國法；堅守傳統道德，遵守法律原則；理性經營管理，克服賭徒意識。王榮利將提高法律意識放在第一點，足見該點的重要性。他認為“企業家要避免法律的陷阱，就必須學習必要的法律知識，提高法律意識，培養法律思維，習慣在了解和掌握法律的基礎上作出決策和判斷。”

　　從客觀方面來說，王榮利提出了四項防范性建議，即深化國企改革，完善國資管理；組建智囊機構，改善決策機制；健全法務機構，養成咨詢習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行法制化管理。關于第一點，王榮利認為國企企業家受賄、貪污、挪用公款等犯罪的根源在于企業沒把錢管好，為此，他建議國資委統一管理財會人員，而且在各國企中實行定期輪換制度，這樣才能完善資金管理制度，加強國資委的監督作用。

　　王榮利說，他最不能忘卻的是那些中途落馬的失敗的企業家，他們依然有著他們的價值，而總結他們的失敗基因，王榮利把這看作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他為此付出得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