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企業家的失敗基因——王榮利把這看作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文 本刊記者 馬麗

　　2008年年底，紀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活動達到了高潮，當公眾把目光和聲音集中在那些為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立下汗馬功勞的成功企業家的時候，廣東立國律師事務所王榮利律師卻把注意力放到了落馬企業家這個特殊的群體上。2008年11月，經過7年的精心收集和三個月的統計分析，王榮利完成了《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的創作，以另一種形式為三十周年獻上了自己的禮物。

　　報告是怎樣煉成的？

　　王榮利調查撰寫的《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可以稱得上是民間第一部系統、完整的企業家犯罪報告。王榮利說，從9月份著手到11月份完成初稿，報告的創作過程雖然只有三個月，但是準備工作卻可以追溯到2000年，這一年律師出身的王榮利從企業退身，結束了6年的法務經理生涯，繼續從事律師職業。雖然告別了企業，但是六年企業法務實踐讓王榮利感受到的企業家法律意識的嚴重滯后性，始終讓他保持著對企業家問題的高度關注，為此，他開始收集企業家犯罪案例，“一方面對案例進行研究，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能接到這方面的案子”。這是王榮利最初的收集動機。

　　從2000年開始普及的互聯網技術為王榮利的收集工作提供了很大幫助，但是真正有意識的收集是從2002年開始。王榮利告訴《法人》記者，他最初并沒有出書的打算，只是出于興趣和職業的敏感。但是隨著案例的增多以及責任感的驅動，王利榮萌發了整理案例出書的想法。“這份報告是水到渠成的結果，我有這個興趣和能力，也有責任和義務去把它完成。”王榮利說。

　　報告從企業家犯罪基本情況、年齡、學歷、罪名、犯罪程度、誘因、表現和危害等八個方面對221個案例(國企企業家91例，民營企業家及其高管130例)進行科學統計分析，用精確的數字完成了落馬企業家的“白描”。

　　“完成這個報告后我覺得還有些問題沒有反映出來，后來又將它們歸類，并選出具有典型意義的犯罪案件，制作了中國企業家犯罪十大排行榜，希望能夠對那些正在創業的企業家起到必要的警示作用。”王榮利表示。

　　王榮利的收集來源主要是媒體報道，我們不禁會問：對于海量媒體報道的海量信息，王榮利可以保證收集的全面性嗎？“只要媒體有報道的案例，我全部有收集”。王榮利對此非常自信，當然他也承認有些案例如08年新發生的案例還沒有判刑，但是王榮利強調他進行統計分析的依據都是采用司法機關的最終認定結果，沒有結果的排除在相關統計之外。

　　案例收集好像是個輕而易舉的活，其實并非如此，王榮利告訴《法人》記者，很多企業家案子跨度時間很長，像顧雛軍的案子05年就抓了，08年才判，這個期間他要一直關注并及時的把相關報道都收集起來。一個案例濃縮到他的報告里可能就幾百字，但是他為此收集的資料少則三五萬字，多則七八萬字。

　　“59歲現象”是個偽命題

　　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企業家墜入犯罪的陷阱？那些曾經非常輝煌和榮耀的企業家們，他們最后的歸宿為什么竟然是牢獄之災？在這樣的思考和疑問中，王榮利對自己收集和整理的221個企業家落馬案例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和研究。

　　統計結果出來前，王榮利對企業家犯罪問題也有自己的想法，如企業家犯罪太多，企業家犯罪不值得，企業家法律意識淡薄等，“但這畢竟是一種感覺，還不是很精確，拿不出一些數據出來支持。”結果出來后，王榮利豁然開朗，統計結果不僅驗證了自己以前的一些感性認識，部分結果甚至超出了王榮利的意料，王榮利用“震驚”來形容這種意料之外的感受。

　　1997年，云南玉溪紅塔煙草(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褚時健因為涉嫌貪污落馬，該年褚時健正好59歲，面臨著即將到來的退休問題。于是，有人便將這種臨近退休之前“最后撈一把”的犯罪現象稱之為“59歲現象”。但是王榮利的統計分析結果證明，所謂的國有企業負責人“59歲現象”并非突出現象，這是一個偽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