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自覺、客觀的歷史意識

　　我們知道，歷史一般是由歷史學家和專業的歷史工作者來完成的，運用影像的手段來記錄歷史，作為一門學科——影像史學已經有不少的探討，但無論如何，在具體實踐中，影像對于歷史的記錄總是面臨許多挑戰，甚至質疑。這種現實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數編導自身不是來自于歷史專業，更不可能成為專業的歷史學者，所以在對歷史的把握上總是離專業有著很遠的距離。我們不能苛求編導成為歷史，但要求策劃團隊和編導團隊樹立一種科學的歷史觀、擁有自覺而客觀的歷史意識顯然是非常必要的。

　　《激蕩》不采訪當事人，而選擇采訪見證人，正如總策劃羅振宇所說，當事人并不是說采訪不到，而是從一開始就定下來要采訪見證者，他認為“歷史是層疊的歷史，是解釋的歷史”。這顯現是一種自覺的歷史觀和歷史意識的主要體現。在中國“為尊者諱”的寫史傳統由來已久，同樣在中國“旁觀者清”的論點也傳承了不知多少年，所以采訪見證者的作法恰恰是為了保證歷史的客觀性與公正性的一種歷史意識的體現。

　　對歷史選擇是否就意味著改變了歷史本身呢？答案顯然不是。自覺但客觀的歷史意識雖然進行了若干的選擇，但其并不存在試圖改變歷史真相的客觀性。正如紀錄片要展現袁庚作為首任蛇口工業區總經理在拓荒之路之上的艱辛與風險，但是，《激蕩》卻在眾多的見證者當中選擇了韓耀根，即當年袁庚欽點的《蛇口通訊》的主編，選擇了《袁庚傳》的作者涂俏，長年采訪袁庚并對袁庚在改革開放的作為有過系統的梳理，一個親身經歷者，一個后期研究者，對這兩個人物進行訪談，使得袁庚這個人物盡管沒有出面，但是其勇于開拓、敢打硬仗的形象也呼之欲出，絲毫不影響對于歷史真相、對于歷史創造者形象的還原，這顯然是自學而又客觀的歷史意識的功勞。

　　4、回顧過去是為了更好展望未來

　　這種意識在《激蕩》中體現非常突出的。紀念改革開放30年，梳理30年的發展成就以及經濟改革發展對社會的各種深層次的影響，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僅僅梳理成就顯然是不充分的，回顧過去就是為了展望未來，梳理成就是為了未來的更好發展。所以，《激蕩》的編導們并不想把它純粹制作成為一部經濟改革的影像史，更多地還要把成功的、生動的、讓青年一代可以接受并且喜歡的電視作品抑或是電視產品。

　　如果僅僅為了歷史，它可以只對歷史本身負責，而不用專門為其讀者、為其觀眾負責；但是作為電視產品，觀眾的收視需求顯然是必須要重視的。尤其觀眾作為改革開放的親身體驗者和深刻觀察者，反而對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電視作品中有著非常高的期待。并且，來自于觀眾的收視需求是非常廣泛而又多層次的，共和國的同齡人與“文革”期間出生的人對于改革開放的記憶是不一樣的，而改革開放的同齡人與所謂的八零后、九零后對于電視作品的審美需求又有著非常大的不同。顯然《激蕩》不能僅僅著眼于某一人群的收視需求，這其中對于缺乏歷史感和責任意識的年輕觀眾，《激蕩》顯然做出了很大努力。這一點體現在《激蕩》有著非常明確的觀眾意識，比如片頭、片尾曲所采用的情歌，以及片子當中對敘事、節奏、音樂的把握無疑都是為了照顧各個階層觀眾尤其是年輕人的收視口味，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介紹：胡智鋒：中國傳媒大學文科科研處處長、《現代傳播》主編；張國濤：中國傳播大學講師、《現代傳播》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