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一個88歲的人，大概已經沒有什么事情能引起感慨了。那些話語就像是水，自然流過，寂然無聲

　　1995年，周冠五從工作了45年的首鋼悄悄離開，其時已經77歲。11年來，他一直生活在那座位于西長安街的灰墻紅門的院落里。天氣好的時候，附近的居民有可能看到一個身形高大的老人出來散步，但是不一定能猜得出他的年齡。

　　周冠五對前幾次由于微恙未能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表示歉意。他的隨和沖淡跟晚年的褚時健非常相像，只是褚時健的身體狀況遠沒有他好，雖然他比褚大10歲。

　　談話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周冠五的精神依然健旺。他記得住很多事情發生的時間地點，叫得上來很多首鋼員工的名字。“在一個地方呆這么久不離窩兒，我可能是第一個吧。”

　　到工廠去

　　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爆發，在濟南上中學的周冠五積極投身其中，并且成為“學生頭兒”。當時山東省省長是韓復榘。次年，周冠五因為“帶頭鬧事”被學校開除。這時候，他已經加入了民建。周說，后來中央把1935年加入民建者視同中共黨員，因為他們當時冒著殺頭的危險。“七七事變”后，周冠五參加了游擊隊。正如后來在石景山鋼鐵廠從副廠長干到廠長再到首鋼集團公司董事長，周在軍隊里的職位也是一步一個腳印升上來。仗打得多了，“就有點兒小名氣”，解放時，周成為二野某軍分區的副參謀長，但是上面“并沒有司令員、副司令員和參謀長”。

　　新中國剛成立，戰亂初定，亟須恢復生產，軍隊里帶兵打仗的軍官參加建設順理成章。周冠五因為鼻腔有病到北京治療，動了手術，但沒有完全好。這時候中央組織部找他談話。時任中組 部副部長的安子文問周冠五可不可以轉業。“二野能同意嗎？”周說。安子文讓他“不用問了”，意思是已經安排妥當。“那我就去工廠。”周冠五說。“毛主席說進城了，如果不能領導工業，那就站不住腳。”事實上，周雖然很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但是具體要去什么樣的工廠他并不清楚。

　　“鋼鐵行嗎？”安子文問。

　　“行，到哪兒去都行。”周冠五認為自己從學生變成軍人，是從外行變成了內行，干工廠一定也沒有問題。

　　周冠五來到了石景山鋼鐵廠，從副職開始。有位領導每年來看他一次，提的問題都是：“怎么樣，能站住腳嗎？”最初，周冠五的回答是：“現在看起來很難，人家說的我都不懂。”到第三年，周說：“你不用那么費心了，我能站住腳了。”第四年，那位領導聽到：“行了，沒問題了。”于是，中央書記處任命周冠五為鋼鐵廠廠長。

　　周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廠里當時一共700多人，一多半是專家和工程師，都是當初對共產黨不信任從各地跑到北平(尚未解放)來的。這批人對周冠五是筆巨大的財富。每天早上6點，周會準時出現在辦公室里，向專家請教，一直到8點。專家專長各有不同，煉鐵、機械、鐵路，等等，“我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學，每天兩個鐘頭，給我上過課的有五六十個。”

　　周冠五的認真讓他曾經的很多部下心有余悸。弄懂了各門技術后，周開始有針對性地考問下屬，而且刨根問底。“就是后來，首鋼的中層領導也怕給我做匯報。不是為難他們，而是督促他們學習。”

　　周冠五完成了共和國第一代企業家從軍人到企業家的轉變。“數學我一直學到微積分。實際上，做領導的不應該學得太細，否則就沒時間考慮大事了。”

　　承包

　　周冠五對建國初期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記憶猶新，那時候大家都在想盡辦法節約材料改進技術。大躍進的時候，首鋼從鞍山調來7000多人，生活設施跟不上，可是大家都本著“先生產后生活”的信念在工作。當時要建高爐，沒有水泥，工人們把灰渣磨碎了替代。沒有腳手架，就到南方去砍竹子，通過長江運到武漢，再用火車運往北京。1962年，冶金部來鑒定灰渣代替水泥的實際效果，從建筑物上敲下一塊來做壓力測試，結果其牢固程度比普通水泥還高。

　　周冠五說，在建設中，人們涌現出的智慧是無限的。要立一根45米高的水泥柱子，已經做好了，但是沒辦法把它吊起來，按普通使用吊車的方法，柱子會開裂甚至折斷。一個8級工圍著那根躺在地上的柱子“轉了兩個禮拜”，終于想出了辦法：用鋼絲繩把柱子分段捆住，并插入角鋼，使柱子受力均勻。“安安穩穩地吊了起來。”周冠五說，1959年，新中國成立10周年大慶，在建的人民大會堂的柱子遇到了同樣的問題，以致于慶典準備在上海舉行。周聽說后，對該項工程負責人介紹了首鋼的利用“預應力”的方法：“十幾個人，三天完工。”結果，大會堂工程順利完成。之前，“數百位專家”歷時數月得出的結論是“這種柱子根本就不應該在地上預制”。周冠五說，毛主席還專門讓人給他講這其中的道理，“講了兩次，也沒講清楚。”

　　而長期低工資、沒有獎金激勵的制度最終限制了人們的創造力，尤其是“文革”后，員工的生產積極性較之以前很難激發。“分配問題不解決別想躍進。”在這種情況下，周冠五提出在首鋼試行承包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