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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一控為首要任務 專家建議使用靈活結構政策
本報記者 王露
最困難的一年到底有多難？
在國內外經濟局勢不確定性風險增大面前，略為安慰的是，中國最近的月度CPI(居民消費物價水平)從最高位的8.7%回落到7.1%，經濟學家們共識“通脹洪峰已過”。
而隨著年中經濟數據的公布，決策層對于下一步宏觀調控的目標、手段開始發生細微變化，保增長和抑通脹成為宏調首要任務。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5日會議明確指出：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把抑制通貨膨脹放在突出位置。
而7月27日晚間公布的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二季度例會紀要中，首次未提“從緊貨幣政策”，只是強調保持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與此同時，在7月21日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指出下半年經濟工作目標是：繼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努力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繼續把抑制物價過快上漲擺在突出位置、努力把物價漲幅控制在合理區間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在一次采訪中給本報記者指出的建議目標組合是：“GDP增長9%-10%，CPI上漲7%-8%。”他還表示，在當前最重要的，是要講究國內相關部門政策經常的微調與協調。
不提“從緊”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的“從緊貨幣政策”已有適度松動的跡象。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2008年2季度例會紀要認為，要認真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宏觀調控的決策部署，保持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增強金融宏調的預見性、針對性和靈活性。
會議強調要“調整和優化信貸結構，堅持有保有壓，加大對三農、災后重建、帶動就業多且特別困難行業的金融支持力度，增加對小企業的資金支持”。
“從緊貨幣政策”并沒有被提及，這是在去年底“從緊貨幣政策”定調后，首次未被提及。就在今年一季度例會上還表示，“要貫徹執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從緊貨幣政策取向，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變化正確把握金融宏調的節奏、重點和力度”。
對此，7月28日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簡稱中金公司)發布的宏觀經濟周報評論說，“貨幣政策依然從緊，但不會更緊。”
上述報告預測，全年新增貸款可能高于3.6萬億人民幣，在3.6萬億-4.1萬億之間；而央行將繼續運用數量型手段降低貨幣增速，以達到全年16%的目標。
長期關注貨幣和總需求增長率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宋國青在7月26日對本報記者表示，如果根據兩到三個月數據，能看到貨幣增長率環比下降太快，“說明政策控制可以松了。而微調是說年初規定的信貸額度目標可以稍微調一調，尤其對房地產貸款，因為現在房地產業不是你去緊，而是自發性地收縮了。”
宋國青認為，目前來看，宏觀調控過度的風險增加，調控力度不夠導致高通脹持續甚至反彈的風險下降；但總的來說，“兩方面風險基本對稱，總力度比較合適，下一步政策宜相機微調”。
而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則強調，政策微調不會改變我國經濟與全球經濟一同步入下降周期的局面，“政策易變，周期難改”。
不應“放松”
上半年GDP下降到10.4%，而由17家國內外研究機構組成的“朗潤預測”最新結果更是顯示，經濟學家們對經濟進一步放緩、通脹大幅回落達成了基本的共識——預計三季度GDP增速為10%，CPI漲幅6.1%。
經濟放緩成既定事實。關鍵在于，如何認識放緩的程度，以及如何運用正確的政策來保證增長？
“所謂‘今年經濟最難’，就難在增長和通脹的關系上，左右為難，碰了這頭肯定影響那頭。”在7月26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中國經濟觀察第14次報告會上，剛接任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周其仁評述最近政策可能的微調時表示。
周其仁的觀點很鮮明，“貨幣不要隨便松，松貨幣、保增長不可取。”他的主要理由是“松貨幣”最大的危害在于“影響通脹預期，通脹指數可能重新上升”。
周其仁認為，目前呈回落趨勢的CPI是在價格管制下的物價指數，并沒有充分反映通脹真實、全面壓力；同時，能源價格小幅調整以后對物價變動的影響尚在顯現，糧食考驗也在后面，“都還需要一段觀察時間”。
在周其仁的邏輯里，不要靠“松貨幣”來“保增長”。他還指出，不要隨便說貨幣政策不管用，應該認識到，近年逐步顯形的通脹，是中國貨幣政策受制于匯率與美元掛鉤政策的必然結果。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張斌亦贊同上述觀點。張斌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應該維持目前貨幣政策的穩定。”
“目前，經濟是從前期的過熱回歸，但在現在投資、資本市場都還沒有調整到位的情況下，政策松動將會帶來反彈的風險。”張斌表示。
如何靈活促增長？
一向被經濟學家們視為經濟冷熱的指標之一的發電量，在6月份出現了明顯變化。據國家統計局最近公布的數據，6月份發電量同比僅增長8.3%，遠低于前5月平均13.7%的增速。
上述中金公司宏觀經濟周報認為，發電量增速下滑反映了經濟活動放緩造成需求放緩、價格扭曲造成電力供應不足的綜合影響，而“如果未來數月電力消費仍然低迷，或許顯示經濟下滑的幅度高于官方GDP或工業增加值數據”。
經濟進一步下滑風險難免影響就業。所以，關鍵在于保增長的措施如何合理搭配？而財政政策如何調整結構？
張斌向本報記者表示，財政政策中的結構調整，比如投入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應該是為防止增長下降超過預期的一種預案，適時刺激內需”。
但是，現在的主要任務仍然是控制通脹，張斌認為，財政政策最應該做的是對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受通脹影響較大的城市低收入人群進行補貼。
另一方面，宋國青對于未來兩年宏觀政策給出的建議是：管住貨幣，調整比價，大幅減稅，堅持升值。“減稅的目的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比例，特別是由于調整比價引起的收入分配比例的變化需要抵消。”
而周其仁更是指出，由于分配問題沒有解決好，“中國經濟一直依賴高速增長，因為增長一降低，社會就承受不了。”
鑒于此，周其仁建議，要用更靈活的結構政策(產業、部門與地區)、實質推進改革的政策，來促增長，“靠結構調整把經濟潛力擠出來”。
具體措施包括：減免進口稅費，促進更平衡的增長；開放民間金融服務，緩解中小企業融資困難；推進集體建設用地入市，結合稅費減收，穩定房地產市場。
但是，“如果在短期壓力前過度放松貨幣，什么結構調整和深層次改革都難以推進了，因為缺乏動力和壓力”。周其仁一再強調說，只有當自身潛力被真正激發了，在全球經濟局勢撲朔迷離的環境中，“中國才可能獨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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