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任美國總統，不會將對華政策立足于“中國金融部門是否開放”這樣一個狹隘命題，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也要小心，不要過度投資到有潛在軍事意義的企業和美國銀行系統，如果致力于進行矛盾少的投資，中國人會獲利更多

　　本報記者 胡佳恒

　　傅瑞偉眼中的保爾森不是嚴苛的人。在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ED）開幕式上，保爾森不僅抬高手臂為王岐山的演講鼓掌，也不再有鼓動人民幣升值的苛責之言。

　　更關心美元穩定

　　“他對中國的眼光非常獨到。”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中國項目研究主任傅瑞偉（Charles Freeman）在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如此評價保爾森。實際上，早年為深入云南偏遠山區考察，保氏曾夜宿過每晚20元錢的鄉村客棧。

　　但即便被溫家寶稱為“老朋友”，保爾森還是在SED中遭遇了中國人對美元的不滿。“許多發展中國家已經感受到了這種刺痛”，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本次SED的一個分論壇上說，由于美元貶值，“飛漲的大宗商品價格對中國人民幣匯率造成了過度的壓力，并導致中國通脹上升。”

　　中國人應對通脹的對策，是繼續讓進口到中國的產品更便宜嗎？來往于華盛頓與北京之間，長期觀察中美經貿關系的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認為，“美國的決策者很清楚，人民幣持續升值對于美國經濟沒有好處。”

　　“現在中美會談著力最多的不是人民幣升值，而是穩定美元匯率。”王勇在談及此次保爾森回避人民幣匯率時說，迫使人民幣升值的聲音開始式微的部分原因，是次貸危機削弱了美國市場的消費能力，相對低價的中國產品反而更符合美國利益。而保爾森以往一直要求人民幣升值，是受制于美國國內利益集團的推動，將匯率問題政治化的結果。

　　后“保爾森時代”

　　很難辨認呼吁人民幣升值是否出于保爾森的本意。不過到2008年美國大選結束后，可能他真的聽不到中國人的抱怨了。傅瑞偉并不諱言“后保爾森時代”來臨時的別樣格局，“實際上，我認為在他離任后，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將不再是美國財政部的一家之言。在美國新一屆政府的管理之下，可能出現的對話，要么是通過商務部主導，或者是副總統辦公室。”

　　候選總統奧巴馬與麥凱恩的新聞發言人，在記者截稿時尚未回應“如獲當選，是否會延續SED”的提問；美國商務部到目前亦沒有就“商務部是否將成為SED主導部門”的詢問給出解答；傅瑞偉關于SED主導權的邏輯分析，在美國的現實政治中看似撲朔迷離。

　　對SED的更嚴峻挑戰，來自于未來6個月不確定的美國經濟走勢。當6月美聯儲為抑制通脹步入加息預期，特別是明年1月新的美國總統上任時，如果美國經濟持續惡化，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勢必抬頭——這正是SED最大的敵人。事實上，就在本輪SED第一天，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表明，5月份新房開工數量降至17年來最低水平，勞工部也在同一天說，當月PPI創半年最高點。

　　難言金融開放

　　“中方認為美方對于阻攔中國某些企業進入美國沒有道理，這和美國一貫自稱的經濟自由化有出入；美方則說一些原先設定的股權議題面臨著被中方收回的壓力。”王勇形容在對話過程中“雙方都有抱怨”。“但我們保持對話。”保爾森在開幕式上的演講強調。

　　保爾森所說的“對話爭論”，自然事關對于雙方都互設障礙的金融市場開放問題。年初第三次SED中熱炒的“提高美國金融機構在華25％股份上限”議題，在本次會議上盡管仍有個別人提出，但還沒有形成對話；受訪的部分美國學者亦認為，在次貸與通脹的雙重壓力下，保爾森其實很難再言及金融開放。不過美國財政部副部長霍爾默在第一天會議的記者會還是“點到為止”，他說，中國不應將美國的失誤（次貸）作為拒絕開放金融市場的理由，因為那樣做會傷害中國自己的利益。

　　美國智庫專家的判斷則是，中國金融系統如果快速開放，對中國未來的經濟成功會是非常嚴重的危險。“我們需要做一個客觀的分析，即在多大程度上開放金融系統實際上是對中國有利的。有強有力的證據顯示，過多過快地開放金融部門，將損害中國的經濟增長，以及整個金融系統的有效運作。”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級研究員蓋保德（Albert Keidel）在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說。

　　蓋保德認為，大多數低收入國家，沒有找到與迅速增長的基礎設施建設所必需的財政解決之道。不過中國在不快速開放其金融體系的前提下，有策略地使金融系統為基礎設施的投資提供支持，已經為商業中的公司收益、個人投資建立了良好的回報基礎。

　　“國外金融公司有一個不正確的論調，說中國的金融系統已經陷入絕境，需要外國公司進入，但是他們夸大了其效應，因為他們以自己的商業利益為依據。”蓋保德說，“下一任美國總統，不會將他的對華政策立足于‘中國金融部門是否開放’這樣一個狹隘命題。中美雙邊關系——經濟與戰略要重要得多。”

　　投資保護協定開始談判

　　相較于人民幣匯率與金融開放問題的和風細雨，在會議閉幕時由王岐山宣布正式啟動的中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談判，正傳達出一系列信號——兩國致力于改善投資環境，嘗試通過投資渠道平衡貿易，此外美國商務部在SED中發揮的影響力會日漸深遠。

　　“美國財政部副部長霍爾默上一輪訪華時提到了要達成這個長期協議，并征詢了我們的意見。”王勇說。

　　美方負責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高官訪華時曾向中方有關方面，包括學者征詢對于中美長期投資協定的看法，美國方面當時進一步提出推動該框架協議談判的時間表，希望能在一年左右的時間達成協議。

　　王勇還感受到了來自美國工商界對于雙邊投資的興趣，他認為中美之間現在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上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美國對華FDI投資額是600億美元，只占其全球FDI投資總量2萬億美元的很小份額（3％）。與此同時，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剛剛開始，擴大中美雙邊投資合作，對解決目前尖銳的諸如金融市場開放等問題具有緩和作用。”

　　期待中國投資的目光并不僅僅來自美國工商界。曾任美國助理貿易代表的傅瑞偉，長期負責中美之間的經貿事務，他認為最期望中國前來投資的，莫過于美國50個州的州立貿易代表辦公室，“他們預見中國的私人投資將成為一個可能的增長源”。

　　對于中國公司來說，美國的制造業與服務業都會有很好的機會去進行投資——比如聯想公司和美國旅游行業之間正在發生的事情。而就目前來看，中國企業投資美國，主要是利用成熟的批發分銷商品渠道，還有科技研發力量。恰巧現在也是對外投資的勃發期——今年中國一季度對外直接投資為193.4億美元，同比增長353％，這一數據甚至超過了2007年全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

　　盡管如此，蓋保德依然建議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要小心避免過度投資到有潛在軍事意義的企業和美國銀行系統。“和中國一樣，美國會保護他們特殊的軍工產業。而假如有嚴謹的標準，外國銀行是被允許在美國運營的，如果中國的銀行系統總的來說足夠成熟的話，那么它可以阻止美國銀行系統和經濟可能存在的危險對其造成的傷害。比如早十年前，中國銀行紐約分行被罰款，是因為嚴重違反美國的監管標準。”他說。

　　“中國的銀行和銀行系統會花費一些時間來滿足發達國家金融系統的要求。同時，中國應該致力于進行矛盾少的投資，這樣，他們會獲利更多。”蓋保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