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障改革：快了還是慢了

　　社會保障改革系列談(一)

　　【開欄的話】 這幾年，我一直在摸索，如何把專業性很強的社會保障，用通俗的語言去解讀，以被大眾所認識、所理解。我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基于這樣的理念：社會保障關系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人人都擁有知情權、評判權；社會保障的改革和發展，以民意為決策依據，才會避免走彎路，才不會“好心辦錯事”；大眾的廣泛參與，是我國社會保障改革

和發展的希望所在。

　　作者簡介

　　高書生，1961年生人。國內社保領域知名學者。曾在國家體改委和國務院體改辦等單位任職。目前從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兼任北京大學中國保險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員。參加過國家社科基金“九五”和“十五”重點項目及其它多項課題研究，參與多項改革方案的研究和制訂工作。2002年提出社會保障改革設想，世界銀行對其做了時限為75年的精算驗證，認為切中了現行制度存在的缺陷，大多數建議均比較合理。。

　　自1998年我國出現通貨緊縮趨勢之后，學界和政界在一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即要把社會保障改革同居民未來支出預期聯系在一起，其用意是撬動社會保障這一杠桿，改善和穩定居民的未來支出預期，以促進即期消費、擴大內需，拉動國民經濟發展。

　　但是，宏觀經濟學界在對社會保障改革推進速度的認識上產生了嚴重分歧：一種觀點認為，社會保障改革太慢了，其依據是，由于社會保障不完善，居民對未來支出預期不確定，因而不敢增加即期消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社會保障改革太快了，其依據是，由于社會保障改革總的趨勢是要降低養老和醫療保險福利待遇，使得居民的未來預期是個人支出要增加，因而不得不拼命攢錢，也不去增加即期消費。

　　事實上，上述兩種觀點都抓住了要害，所不同的只是指向或針對的人群不同：

　　認為社會保障改革太慢，所指向的是過去不曾被社會保障所覆蓋的人群，這一人群將來的養老和醫療完全靠個人及家庭負擔，一旦負擔不起就會落入貧困；

　　認為社會保障改革太快，所指向的恰恰是過去曾被社會保障所覆蓋的人群，主要是國有單位的職工，這一人群過去在養老、醫療等方面都享有很好的待遇，但在改革中卻遭到不同程度的削減，一旦被下崗分流，過去積累的社會保障權益又有可能不被認可。

　　社會保障改革和發展的一舉一動，關乎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

　　受歷史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很窄，不要說現在的老年人中僅有1/5能領取退休金或養老金，就是在龐大的勞動力大軍中，已被社會保險覆蓋的比例也不算高。養老保險號稱參保人數最多，目前已有1.6億多參保人員，扣除離退休人員4100多萬，在職人員參保的也不過只是1.2億多，即使只把2.7億城鎮從業人員做分母，覆蓋比例也很低。

　　所以說，在我國，發展是社會保障所面臨的首要任務。目前的數億青壯年人如果能被社會保障所覆蓋，并確信二三十年后年老時每月能領到養老金，有病時不僅能得到及時救治，也不會因負擔一定的醫療費而貧窮，這樣的社會必定是令人向往的，生活在這樣國度里的每個人的心態也都將是平和、安逸的，消費豈能不被啟動、內需豈能不被擴大。

　　然而，在社會保障的改革和發展次序上，改革卻被排在了首位。被改革的對象，恰恰是過去已被社會保障所覆蓋的人群；改革的總趨勢，又是養老和醫療保險福利待遇下降；改革的結果，就是過去享有社會保障的人群不敢大膽消費，相反卻拼命存錢、攢錢以備將來之需。更令人深思的是，社會保障改革給予人們一種強烈的信號：改革就是國家“卸包袱”、群眾“掏腰包”。

　　事與愿違。這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我國社會保障改革的制度設計和方案制訂，大都是在1993年和1994年兩年間完成的。當時的宏觀經濟大背景是通貨膨脹很嚴重，治理通貨膨脹是壓倒一切的任務。包括我在內，幾乎所有的專家學者都主張對個人收入實施合理分流，控制通貨膨脹先要制止消費基金膨脹。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社會保障改革的制度設計和方案制訂，自然而然地被打上治理通貨膨脹的烙印。按照制度設計，養老金目標替代率將從80%左右最終降至58.8%，醫療保險待遇從90%左右降至60%左右。

　　在很短幾年時間內，宏觀經濟環境就從通貨膨脹轉向通貨緊縮，而在通貨膨脹環境下制訂的社會保障改革方案，偏偏是在通貨緊縮到來前后集中實施。要論證社會保障改革和通貨緊縮之間的相關性，是需要大量的數據和事實支撐的。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居民，特別是過去曾被社會保障所覆蓋的人群，隨著養老和醫療等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實施，未來支出預期變得不再穩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