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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還是公平？對于中國來說，這是個問題。
這個問題已經在中國政壇和社會一石千浪。今年春天，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中央黨校下屬的《學習時報》上高調發表《關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關系的若干思考》，接著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5月26日中國最高決策層會議上主持關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問題，隨后，中國執政黨黨報——《人民日報》在6月5日刊發屬名社論：《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為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提供強大動力和體制保障》，而目前，這種討論正在中國開始大鳴大放。
將這些爭論推上前臺的是中國迅速攀升的基尼系數。0.47，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在亞洲僅次于菲律賓，并超過了所有的歐洲國家。而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1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僅為0.29。而根據經濟學的解釋，基尼系數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數值越大，說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
無論是理論上的基尼系數，還是現實矛盾的對立，這些問題的焦點都指向了中國社會的一個嚴重現實：中國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很顯然，“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中國這種分配方式，正受到部分人士的質疑，而在這些質疑的背后，卻是兩種意識形態的較量：中國的基尼系數，到底姓“社”還是姓“資”？
是的，從結果來看，中國社會社會分配確實出現了問題。從世界上“最公平”的國家，淪為貧富差距廣被詬病的一些拉美國家的“難兄難弟”，中國只化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中國在追求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效率優了先，但公平似乎卻未被兼顧。
而且，這種收入分配的不均，已經在引發了中國社會中的種種矛盾。無論是前期媒體上“仇富”大討論，頻頻發生的“寶馬車撞人案”，還是國有資產流失的“朗顧之爭”、“500萬元天價醫療費”，以及現在正流行的“山西煤炭老板炒房團”等等。收入分配的失衡已經引起了社會動蕩。
不過，如果將這些社會矛盾全部歸咎于中國的市場化轉軌，或許有失偏頗。目前中國出現的這些問題，一部分是目前中國綜合國力和政府財力力不從心的問題，還有一部分是政府在財富分配中“越位”和“缺位”，從而導致中國提供公共產品不足或低效。不過，這些問題根源多是中國市場化改革不徹底，用著名評論家皇甫平的話稱，“一切改革中遭遇的問題，應當依靠深化改革來解決”。
政府與市場，從來都難有和諧的統一。無論是中國轉軌經濟的實驗，還是在“自由市場”的教科書中，即使在目前發達的西方國家，凱恩斯“看得見的手”和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仍無定論。效率和公平的相對平衡，取決于市場和政府的相互博奕。
事實上，近三十年來，世界已經見證了中國市場化的效率，無論是綜合國力，還是中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取得了長足進展，雖然這種收入差距在逐步拉開。據統計數據，2005年，中國的GDP已達18.2萬億元人民幣。
而這次中國基尼系數的之爭，部分聲音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不過，對于正在逐步融進全球化的中國轉軌經濟來說，是選擇重新回到“大鍋飯”的平均主義，還是在追求效率中求得公平？ 答案顯然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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