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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銀行拆分方案之爭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6月01日 15:59 南方周末

  ■在三大國有商業銀行都基本完成了股改之后,農業銀行怎么改卻遲遲未能落定。最近曝出的“撤消總行、按省分拆”方案使農行改革的爭論達到鼎沸

  ■改革的難點在于必須同時考慮農業銀行的雙重身份:既作為農村金融體系主力軍,又是國有大型商業銀行

  ■業內熱議的另兩個方案是“財務重組、股改上市”和“按業務分拆”。至于是否對農行注資、注入多少資金,則還沒有最后決定

  □本報記者胡天舒

  

農業銀行拆分方案之爭

  農業銀行該怎么改,牽涉到農村金融體系的整體改革以及農村經濟下一步的發展一直以來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中國農業銀行兩周前忽然冒出一個“撤銷總行、按省分拆”方案。這個大膽的設計,激起全國上下系統內外一番熱鬧的討論,也使農行改革成為中國銀行在港掛牌上市之后熱度最高的話題。

  建行、中行、工行的股改上市已基本完成,我國也將在今年年底全面開放銀行業,農業銀行到底會在什么時候、交出怎樣的一個改革藍圖呢?“按省分拆”方案在這個時候拋出,讓人們隱隱感覺到,有關部門可能很快正式公布農行的改革方案。

  “農行方案出臺宜早不宜遲。”農業銀行總行一位人士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他援引了國家有關部門曾經的說法“2006年底之前要把四大行改革都結束”,認為年底前方案一定會出來。他同時表示,改革方案如果像現在這樣僵持著,農行上下都耽誤不起,而且時間拖得越久,農行的道德風險和客戶資源兩方面都可能產生問題。

  除了“按省分拆”的方案之外,目前業內人士比較認可的還有其他三家銀行采用的“財務重組,股改上市”方案和“業務拆分”方案。

  任何的改革方案,都必須按照中央對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提出的“一行一策”戰略構想。但是無論采取什么策略,對于有著幾百上千億不良資產的國有銀行來說,“注資”這一步恐怕是省略不了的。中央匯金公司副董事長汪建熙日前表示,一旦農業銀行股改方案啟動,匯金公司向其注資的可能性將很大,且不排除農行的注資方案有別于其他三家國有商業銀行。

  匯金公司另外一位高層5月30日早晨對本報表示,對農行是否注資、注入多少資金的方案還沒有最后決定。同時,他透露了關于農行改革的兩個關鍵詞:分拆,集團化。

  此前,建行、中行、工行等幾大國有商業銀行都曾將自己的可疑和損失類不良貸款打包出售給相應的資產管理公司,并且分別得到了中央匯金公司225億、225億和150億美元的外匯注資。

  不管是農行系統近48萬員工,還是關心中國金融改革的各方人士,目前都在各種消息的漩渦中等待方案的盡快出臺。農業銀行總行的多位人士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自己和周圍同事都不知道關于最后方案的權威信息,但是小道消息倒是在行內傳了不少。”

  為此農行宣傳部一位人士對本報表示:“關于農行改革方案,農業銀行說了不算,銀監會說了也不算,只有國務院說的才算。”

  三次股改方案

  農業銀行定位在“支持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是惟一在全國每個縣市都設有分支機構的商業銀行。自1955年成立以來,農行一直擔負著支持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村消費信貸等多方面的支農任務,是縣域商業性金融的主渠道。

  在建行、中行、工行緊鑼密鼓重組上市的同時,農行至今未實施財務重組和股份制改革。農行的改革進程為什么長期表現遲緩呢?對此,中國農業銀行研究室主任李志成解釋了三大原因。

  第一,農行的政策性負擔最重,資產質量一直難以有效提升。截至2005年底,農行政策性貸款余額達4140億元,其中不良貸款合計3490億元,占全部不良貸款的47%。其次,農行主要服務于“三農”等弱勢產業、區域和群體,總體客戶質量一直比其他銀行差。第三,為了服務廣大農村,農行的經營網點和員工數量分別占到全國的所有金融機構的1/3和1/4,過重的包袱使得農行的經營效益長期低下。

  “培訓時老師告訴我們,農業銀行61%的網點在縣或者縣以下地區,全行差不多48萬員工中超過一半在縣一級的基層工作,我們行和其他銀行有很大區別。”上海市農業銀行天山西路支行一位柜臺實習生說。

  就是這樣一個分布廣、人員多的農行,資產規模卻又相當巨大。截至2005年年底,農業銀行的資產規模達到47710億元,總資產占全國的1/8。

  和其他三家銀行一樣,農行首先想到的改革方案是“財務重組—注資—上市”。2003年10月、2004年12月和2005年8月,農行三次向國務院上報改革方案。據了解,三個方案一次比一次做得細致、完善,上述三個大環節中又包含多種備選方案和若干子方案。比如第三次方案,進一步對農行的資金、業務、機構和人員等四方面進行了細化,比前面兩個方案更加具體、分類更加明確。

  日趨完善的方案并沒有使得農行的股改工作盡早啟動,農行很多轉為不良的政策性扶農貸款成為困擾農行股改的關鍵。時至今日,農行對于改革的官方表述還是“具體方案仍處于緊張的論證過程之中”;“……農行改革路徑可以有不同選擇,但比較起來,還是‘整體改制,擇機上市’比較穩妥,更符合實際”。

  眼看著其他銀行一家家上市,我國對外資銀行全面開放的時間期限也快到來,農行卻遲遲沒有動靜。2006年5月,“按省拆分”和“業務拆分”方案先后在媒體上出現,再次引發人們對農業銀行改革的關注。

  按省分拆還是按業務分拆

  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由農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郵政儲蓄和農業發展銀行組成。從這幾年農村金融改革來看,目前的情況基本可以概括為:農信社按照原來的改革設想基本定型;郵政儲蓄改革基本完成,郵政儲蓄銀行建立;政策性銀行“農發行”的下一步則還不明朗,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局長焦瑾璞評價為“金融定位不清,運行機制不健全”。

  在中央今年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大背景下,農業銀行無論是目前還是改革以后,毫無疑問都將是提供農村金融服務、發揮系統性支農優勢的主力軍。

  如果說建設新農村是一場大合奏,中國銀行業的改革就是穿插其中的詠嘆調———農業銀行除了支持三農發展,還要尋求一條改革之路以承擔自我可持續經營的任務。

  在全國這么多金融機構中,還沒有一家銀行如農行這樣,改革必須同時考慮農村金融和國有商業銀行兩大職能范疇。于是,不同的思考側重出現了不同的結果。

  提出“按省分拆”方案的學者認為,農行應按照省級區劃進行股份制改造,各個省行在股改后成為獨立的經營實體,總行轉變為國有投資公司,不再具有業務經營管理職能,代表政府履行國有金融資本出資人職能。

  支持這一方案的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認為,我國各地區的農村金融市場狀況差別較大,由總行單一決策難免出現偏差,因此經營管理中心下移是農行改革的關鍵所在。他認為,農行的本質是商業銀行,縮小后的農行既有利于支持中高端農村金融需求,又有利于形成有效公司治理,還降低了境內外投資者參股門檻。

  一位署名為“石晶”的業內人士撰文指出,中國銀行業發展不平衡,在區域分拆方案之下,贏利良好的分行,地方政府當然歡迎;但贏利狀況極差的,當地政府就未必有能力對農行進行重組。此外,地方政府的參與肯定會帶來與省內其他金融機構的重組,其震動甚至有可能大于農行整體改制方案。最重要的是,分拆方案之下將會出現30余家新的金融機構,如果風險控制問題不解決,長期內全社會將承擔更高的成本。

  據了解,有些地方政府非常歡迎農行按省級劃分,因為如此一來地方就多了一個金融平臺。對此廣東金融學院中國金融轉型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磊表示,地方政府如果享受了這個平臺帶來的某種利益,就必須承擔相應的風險,而不是出現問題的時候還期待中央不會撒手不管。

  “原來農行是一個統一法人,中西部地區發生的虧損主要靠浙江、上海、廣東的農行來補,”陸磊說,“如果按照區域拆分,江蘇農行的盈利就是江蘇的,它不會拿去補西部———西部農行發生的凈虧損怎么辦?當地省級政府是否愿意并有能力承擔虧損?”

  按省拆分的改革方案如果不附加嚴格的約束條件,很容易造成權責不對稱———融資的好處便利在地方,融資造成的問題在中央,結果必然是資產被盡可能地濫用,從而導致巨大的道德風險。

  在農業銀行全國32家一級(省)分行和5家直屬分行的研究中,陸磊發現不同地區的農行呈現出迥異的特點,甚至同一地區的農行在不同經營思路的指導下出現了不同的結果。從農村金融體系和區域金融體系出發,陸磊認為農業銀行應該按照農村金融機構來改革,并提出了“業務分拆”方案。

  這個方案認為,按照業務線重組的原則,把涉農業務和非農業務分離,根據人隨業務走的原則組建“中國農業信貸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總行管理部門相應成立“中國農業銀行集團”,控股兩家銀行。

  業務分拆方案的結構比較清晰:上面一個集團法人(中國農業銀行集團),下屬兩家獨立法人。農行集團和匯金公司共同控股農業信貸銀行,保持其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性質;農行股份則是單純的上市商業銀行,其治理結構實行完全的市場化。

  揚長避短才是好方案

  “按省分拆”和“業務分拆”的根本分歧在于,前者認為分拆的前提是必須明確農行的本質是商業銀行,須在城市業務發展不受削弱的前提下加強農村業務。而后者則認為,農行必須把自己作為一個“農村金融機構”來改革,發揚自己在廣大農村地區優勢的同時,并行開展非農業務。

  任何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都必須考慮自身的比較優勢。在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農行的“純城市化商業銀行業務”和“涉農業務”發展得非常好,比如江蘇省農行,在江蘇省所有的金融機構中排名數一數二。而在中西部農業大省,逐步脫離農業信貸和堅持農業信貸這兩種模式并存,各自表現的績效也不一樣。

  對農行東西部粗略的觀察,已經可以看出農行不同于工、中、建三行的優勢。在江蘇地區,農村地區的產業情況非常好,農戶非常富裕,其他金融機構去爭取農行的這塊資源就相當難。在傳統型產業結構的中部地區,堅持深入到農戶、農業企業中去的農行,往往比走商業銀行道路的農行業績要好很多。

  “四川省農行就是一個例子,它堅持和省政府簽訂支農協議,績效非常好,”陸磊說,“那些把自己放在中、工、建等商業銀行的立場上,追有色金屬,冶煉等非農產業的農行,往往既追不過其他商業銀行,還喪失了自己的優勢。”

  陸磊認為,農業銀行在城市中的存在與否無關緊要,但是在農村地區卻非常重要,農業銀行只有堅持自己客戶群的優勢,才有生存余地,千萬不能舍其長而取其短。

  陸磊認為農村金融的需求結構正在發生質的變化,同時農村金融的供給機構卻在萎縮。對此,他警告說:如果收縮農行在農村地區的金融業務,而讓資本金相對較少的農信社成為農村金融的主力軍,我國農村金融服務可能會出現大問題。

  “農村金融的需求結構在改變,需求結構源于產業結構,如果有一家或兩家企業出現違約,農信社就難以為繼。一是農信社沒有能力滿足農村地區日益增長的金融需求;第二,以往很多鄉鎮企業因貸款造成的不良資產證明,農信社很可能因為大額農貸而面臨系統性的金融風險。”陸磊說。

  進一步講,即使在傳統的農業區,我國的金融服務還遠遠沒有到位。這方面“法國農業信貸銀行”是一個好榜樣——它堅持自己在廣大農村地區的客戶群,同時不斷發現老百姓的新需求,包括農產品的銷路、在國際市場上的期貨價格,它都能提供。

  無論農業銀行改革出現多少方案,揚長避短的方案才是最好的。另外,農行改革方案遲遲出不來,市場上流傳多個版本方案,也凸現了決策當局和市場各方對農業銀行定位的游移甚至誤讀。一位業內人士表達了他的擔憂:“我曾經聽到三個不同部門官員對農行的三種定位:一、農行是立足農村的商業銀行;二、農行是商業銀行;三、農行是主要在農村地區提供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如果連農行的定位都沒有搞清楚,如何談得上改革呢?”(新聞助理沈亦文對本文亦有貢獻)(P116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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