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萬受害者調查：單挑奧美定的人(4)

　　趙華：公共輿論是社會進步的支點

　　記者：我覺得你們很有意思，一般的規律是平面媒體先動，到了一定火候，你們才有可能介入。但這個案件，平面媒體一開始都不敢介入，主要是你們在打頭陣。

　　趙華：我們這一塊對奧美定一直在關注，幾年前《南方周末》做過兩次報道，我有印

象。后來陸陸續續也接到消費者的電話，但介紹的情況都很簡單，不能引起我們的特別重視。

　　有一天浦律師跟我打電話，說有一個受害者在這。我就過去了，見到了一位姓劉的受害者。我覺得她很適合上電視，第一表達力強，第二她的受害特征明顯，半邊臉基本上壞死了。我在仔細研究材料后報了選題。臺領導很快就批下來。

　　前期主要是電話采訪。我問她們當時是怎么做手術的，她們講的一個情節特有意思，一進富華

　　聽到很多這樣的故事，我就覺得這個素材特別適合調查，它有金錢、有法律，有欺詐、有內幕，多種復雜的元素，很戲劇，當然也很悲劇。

　　我們在做了一個比較詳細的前期調查后，攝制組到了深圳富華美容醫院。我們的女編導范銘裝成來隆胸的，甚至讓人家捏一捏，然后問是不是合適做手術，人家說你很合適。我們的編導裝得很像，人家完全解除了警惕，我們就把一些場景拍到了。

　　記者：這種題材風險成本是比較高的。

　　趙華：對這我們有充分估計，所以我們的節目是在很冷靜的狀態下完成的。所有細節都經過反復琢磨，都有可靠證據。我們還專門請了兩個律師、一個醫學博士來看片，從法律上推敲每一句臺詞。最后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客觀的，讓各方面的人都在鏡頭前說話。

　　記者：這里有一個問題，這么大量的采訪不可能完全保密。那么你們在做這個節目以及可能播這個節目，人家就事先已經知道，相應的游說、公關就都展開了。你們是如何應對的？

　　趙華：播出的前兩天，他們的公關就到了。但我們的主管領導很好，認為我們的立場是中立的，經得起考驗，堅持播出。播出之后，富華更惱火，因為還有重播，他們就要把重播攔下來，想了很多招數，這里我就不說那么具體了。那兩天觀眾的電話都打爆了，誰來的電話，什么時間來的電話，電話里講些什么，每一條我們都做了記錄。

　　國家藥監局的反響特別好。剛播出，國家藥監局法規司的張冀湘副司長就來電話，說明天我要去你們那里了解情況。果然第二天他就來了，說感謝媒體對國家藥監局的監督，國家藥監局沒有自己的利益，維護消費者的利益是我們的最高利益，這點我們與媒體是一致的。他是代表新上任的國家藥監局局長邵明立來跟我們談，很誠懇。國家藥監局后來還跟我們做了幾次座談，征求處理意見。我們把受害者名單和其他相關材料都給了國家藥監局，請他們去質證。

　　其實在此以前，國家藥監局就論證過這個事。2005年6月，他們就打算停掉奧美定，但因為內部有分歧，沒停下來。

　　這次播出之后，藥監局又開了一個聽證會，請一些專家討論，到底該不該停？與此同時，富華也在那座樓里開新聞發布會，調子跟國家藥監局針鋒相對。后來富華寫了很多上告信，說我們的節目嚴重失實，影響穩定，如果不處理這個節目，就要天下大亂。

　　這個事能曝光，卓老師、浦律師，他們的推動當然非常重要，但我認為線人提供證據，受害者持續不斷的投訴，這些更重要。媒體的職業良知也舉足輕重。否則，如果我沒有責任感，這個事我報不報題都無所謂，因為我們遇到的事情太多了，說實在話，很容易良知疲勞，很容易松懈。只要一松懈，這個題材就從手中漏掉了。當然，我們這個團隊，負責調查的記者組人員，職業精神非常好。

　　再次，我覺得社會的健康力量需要彼此呼應。國家藥監局最后叫停奧美定，與多種聲音互動是有很大關系的，包括受害者的聯名起訴，浦律師的幾次法庭激辯，電視與平面媒體的互動，形成了一種輿論場。應該說國家藥監局有很多官員能正視問題，但如果沒有外部壓力，恐怕也很難突破。

　　記者：沒有外部壓力，某些職能部門就可能關起門來自己玩，這時秋菊再怎么告狀都沒用。

　　趙華：這種情況我想也不少見。有些投訴材料怎么送上去，還會怎么轉回來，無非公文旅行而已。其實投訴者反映的問題，主要得靠它的內部體系來處理，在內部消化解決。但有些部門有時候不做應該做的事，很令人悲哀。

　　記者：這種情況下，媒體的介入往往是一個拐點。媒體介入的主要作用，就是把整個事件變成公共事件。而一旦變成公共事件，進入公眾視野，整個事件的進程就完全不一樣。原來秋菊走到哪都是坎，就像遇到橡皮墻，怎么都推不動，但變成公共事件就不一樣了。

　　趙華：其實媒體也只是媒體，不可能包打天下。我們也經常有困惑的時候。有些事件一方面沒有進入媒體視野；一方面或者報不出來，或者報出來也沒有結果。像這次奧美定的叫停，應該是多種社會力量合力的結果。當然，媒體的力量不容忽視，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很多事情是可以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