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需要綜合式的宏觀調控？

　　高輝清 國家信息中心發展研究部戰略規劃處處長

　　18個月前，筆者曾經撰寫一文《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宏觀調控？》，論述了堅持包括行政、法律和市場三大武器在內的綜合式宏觀調控的必要性。但在當時情況下，并沒有

多少人認同，私下一些朋友則明確提出反對。其中，最有說服力的一個理由就是“在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卻回歸行政手段調控，彼此之間相互矛盾”。

　　然而，世界往往并不如人們之想象，經常會出現戲劇性變化。2004年上半年，中央政府提出搞綜合調控，到了下半年，宏觀經濟就見了頂。近一年多來，綜合調控色彩逐漸被淡化，市場手段越用越多，但宏觀經濟卻又出人意料地反彈了。

　　今年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43313億元，同比增長10.2%，略快于上年同期9.9%的增長速度，并一舉打破了自2004年第四季度以來形成的經濟增長不斷減速的下行格局。盡管絕對水平看，經濟增長仍處在

　　但是，從宏觀調控的角度看，結論就可能恰好相反。今年宏觀調控重點“壓”的對象有三個：一是固定資產投資；二是

　　于是，我們就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今年以來，國民經濟并沒有沿著宏觀調控鋪設的軌道運行，但經濟本身發展的狀況卻很好！那么，是經濟錯了？還是調控錯了！人們自然要問這個問題。或者換句話說，到底是繼續執行調控方針，還是調整或者取消這一方針？就成了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支持繼續執行調控方針的理由在于：產能過剩問題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嚴重，不堅持治理，未來危機會嚴重。反對繼續執行調控方針的理由在于：目前投資具有較強的合理性，而且并沒有帶來通貨膨脹。與此同時，保持較快的投資是化解產能過剩危機的最好方法。

　　本文并不想對上述問題糾纏不清，只想探討宏觀調控為什么會屢次失靈的問題，顯然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筆者以為最主要的只有兩個：一是銀行貨幣流動性過剩；二是地方政府干預。

　　由于貨幣流動性過剩是一個市場問題，而地方政府干預則是一個行政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又應該用什么手段去應對？是市場手段，還是行政手段？

　　事實證明，如果一味地按照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生搬硬套，完全依賴于市場的無形之手來調控市場，在地方政府這只有形之手面前，將毫無還手之力。

　　在年初的全國發展與改革工作會議上，國家發改委就指出，抑制產能過剩是今年的調控重點。為此，發改委提出在“管住銀根和地根”的同時還必須嚴把“安全”關和“環保”關。但現實中，“銀根”是掌握在商業銀行手中，而對后者來說商業利益高于一切，“銀根”到底是緊還是松？完全取決于其自身經營的需要。“地根”基本上是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

　　至于“安全”和“環保”關，由于對應的主管部門又都屬于“弱勢”部門，無法對地方政府形成有效制衡。最后的結果就是，產能過剩不僅沒有緩解，反而日趨嚴重。

　　另一個更為典型的例子是房地產價格。去年4月27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專門討論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問題，隨后就出臺了七部委的文件（簡稱“國八條”），其目的是穩定

　　如果這是一個正常的市場，在消費者意愿逐步減弱，越來越多的居民被排除在市場之外的情況下，再加上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強調要調控房地產價格，市場價格必然要出現像樣的調整。但現在為什么房地產價格依然能夠保持非理性上漲態勢呢？原因在于，非正常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主要原因除了“寬貨幣、寬信貸”現象為房地產價格上漲提供了資金支持之外，從各方面跡象看，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或明或暗地支持甚至推動著房地產市場價格上漲。

　　政策學研究中曾經揭示過一個規律：在政策沖擊總量不變的情況下，政策所引起的沖突與它的受眾面成反比。換句話說，如果一個政策所帶來的損失廣泛分散于各個階層或者領域時，由于任何一個局部所承擔的沖擊都較小，政策實施時遇到的阻力相應就越小。相反，如果其影響集中于特定的群體時，所有代價都由他們來承擔時，就會引發較大沖突。當前，中央的房地產調控政策恰恰陷入了這種處境，因為調控政策帶來的損失主要就是集中在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身上。

　　在筆者看來，綜合調控的出現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新一屆政府上臺之后開始了改革攻堅戰，政府改革、金融改革、投資體制改革和財稅改革全面展開。但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代價，零成本的改革是不存在的。在改革攻堅戰中，由于舊的體制正被打破，而新的體制還沒有建立起來，許多問題就會出現。這些問題就是我們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雖然有時會以經濟問題的面孔出現，但我們卻無法單純依靠市場手段去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