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勤深陷纏訟

　　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的聲譽正受到挑戰Phototex

　　□本報記者黃河

　　一位在股市上損失了495元的科龍公司小股東，現在把怒火發在了為科龍提供三年審計服務的德勤身上。他一周前對這家著名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提起訴訟，接下來，他還將把具體的會計師列入被告名單。

　　去年全球收入高達180億美元的美國德勤會計師事務所，最近卻被中國一宗495元人民幣的訴訟所困擾。訴訟的起因是，它的中國合伙公司曾為麻煩纏身的上市公司

　　3月29日下午，上海光明律師事務所律師涂勇代表南京一位小股東，在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對德勤會計師事務所提起訴訟，要求德勤賠償該股東因受不實報表誤導、購買200股科龍

　　目前該法院還沒有決定是否受理此案，按照程序，法院將在本周內作出答復。

　　德勤會計師事務所曾在2002年至2004年為科龍電器提供審計服務。作為一家業務遍及全球的著名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德勤與普華永道、畢馬威及安永并稱“四大”。根據中國注協公布的信息，去年“四大”的中國合伙公司業務總收入為32.2億元，占前100家會計師事務所總收入的45％。

　　“這是新證券法頒布后的一個新案例。”涂勇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興奮地說。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投資者如想以“虛假陳述”的理由起訴德勤必須以有關部門的正式行政處罰為依據。

　　但隨著新證券法在今年1月1日開始實施，涂勇繞開了那條規定，以注冊會計師法及新證券法(這些法規中并未指明對審計責任的起訴需以行政處罰為依據)為依據，直接起訴德勤因違反審計責任而給投資者造成損失。

　　在此之前，另一位上海律師———嚴義明正廣泛征集科龍小股東授權，積極籌備針對科龍原董事長顧雛軍等高管、董事的一系列訴訟。他表示，一旦證監會的處罰決定中認定德勤負有審計責任，他也將把德勤列為連帶被告。“處罰決定應該很快就會下來。”嚴義明說。

　　德勤的新聞發言人陸小姐向記者表示，由于證監會對科龍的處罰決定還未下達，作為科龍案件的關聯訴訟，公司目前不宜發表任何看法。

　　德勤做錯了什么

　　從今年年初開始，律師涂勇就不斷接到科龍公司小股東的咨詢電話，他們詢問是否可以起訴科龍有關人員及德勤。最后，他們決定把矛頭首先指向德勤。

　　為科龍提供了三年審計服務的德勤是在去年5月提出辭呈的。在此之前，科龍公司已經發布公告稱，公司因涉嫌違反證券法規已被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立案調查。該公司股價隨即頻頻下挫，至起訴前，市值損失高達97834萬元。

　　至少在公告發布前一個月，監管部門已展開對科龍挪用資金及虛假信息披露的調查，對德勤是否盡職的調查亦同時展開。但證監會對科龍及其高管的正式處罰決定至今尚未下達。

　　在對德勤參與造假的指控中，同屬“四大”的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調查報告被廣泛引用。調查報告顯示，科龍電器在2001年10月到2005年7月期間，與包括格林柯爾在內的數十家關聯公司進行的不正常現金流量共達75.5億元。而德勤在此前的審計報告中，從未指出過這一反常現象。

　　畢馬威的新聞發言人對記者表示，由于公司對客戶有保密承諾，因此無法就此發表任何意見或觀點。

　　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資深會計界人士對記者表示，畢馬威的調查是有目的的“特殊調查”，查出問題并不奇怪。而德勤此前對科龍進行的是常規審計，兩者的目的與標準不同，調查結果是否能夠成為專業證據同樣需經過專家委員會的鑒定。

　　該人士認為，在對德勤的起訴中，關鍵在于德勤是否出現專業性的疏忽或失職，即沒有完成按照專業標準應該履行的責任或進行的審計程序。他同時指出，由于會計行業特殊的專業性，這一失職的判定不能由公眾來作出，而必須依賴類似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這樣的機構與專家來鑒定。

　　在香港，會計師是否出現專業失職一般由會計師公會進行聆訊，而在法庭審理過程中，法官在進行判決前也會引入專家證人進行鑒定。

　　由于中國內地的制度特殊性，這一專業舉證過程往往成為行政監管的一部分。“在行政處罰過程中，相關專業機構和專家都會介入，因此將行政處罰結果作為起訴的依據有其合理性。”這位資深會計界人士強調，在此次對德勤的起訴中，即使繞過了司法解釋中要求的行政處罰依據，原告同樣面臨著專業舉證的問題。

　　無論法規適用性如何，德勤在2002年至2004年擔任科龍審計師的過程中，利益與責任的沖突都是顯而易見的。

　　據科龍年報公布，德勤在三年中收取公司的年度審計費分別為350萬港元、420萬港元和550萬港元。與此同時，其擔任科龍關聯公司格林柯爾2002、2003年的審計師費用分別為160萬港元和119.8萬港元。

　　即使不論其在關聯公司審計中的潛在利益矛盾，如此高額的審計費用，卻未能審計出公司高達數十億元的不正常現金流等種種違規行為，難怪會讓業內人士“深感意外”。

　　會計師行業亂象

　　最近的這起訴訟并非德勤在國內上市公司審計中出現的第一宗“意外”。

　　去年9月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中，德勤也不是惟一在中國遭遇麻煩的公司———早在2001年，畢馬威就曾為上市公司錦州港的虛假財務報表出具審計意見而被告上法庭。

　　不無諷刺的是，以“四大”為代表的國際會計師行的引入，正是為了整頓和提高長期缺乏獨立性的國內會計師行業。從2001年財政部試圖推行“雙重審計”，到2005年規定金融企業必須聘請一家獲得中國證監會和財政部特別許可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都可以看出有關方面希望通過“四大”樹立行業標準的良苦用心。

　　根據一家民間研究機構去年所做的一項行業調查，“四大”及其國內關聯會計師行，其行業信任度高于國內平均水平。“在四大背景的會計師所審計的上市公司里，幾乎沒有ST公司，而國內的很多會計師事務所搶著做ST。”主持此項調查的專業人士清議向記者表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不愿審計ST公司本身就說明，他們有著更強的風險審計意識和行業信譽觀念。

　　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被國內會計師行業視為羞辱的差別對待與歧視性標準，及其背后巨大的利益落差，已經對國內會計師行業整體發展水平造成了負面影響。“許多國內注冊會計師連溫飽都談不上，還談什么行業信譽和道德操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注冊會計師情緒激動地向記者表示。在從事會計工作的十多年里，她的收入僅夠維持家庭日常生活，而曾經在她手下工作的員工，轉到“四大”后收入卻是她的數倍之多。“誰都知道審計ST公司風險大，但不審ST公司你讓我們吃什么？”

　　但事實上，不僅在中國，“四大”在國際會計師行業中也牢牢占據著領導地位。以英國為例，2005年英國金融時報100指數企業中，99％的審計業務都由“四大”分享。正如外報一篇評論所說，這些來自美國的會計師事務所讓它們的英國同行們“望塵莫及”。

　　而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進入中國的背景是中國企業有“走出去”與“引進來”的需要，而隨后國內會計師行業出現的信任危機進一步加強和確立了“四大”在中國市場的領導地位。因“銀廣廈事件”而被撤銷執業資格的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即為其中一例。

　　但在會計師事務所巨大的收益與其低廉的違規成本之間，制度缺失的問題始終存在。

　　“中國上市公司丑聞頻發，中介機構肆無忌憚充當上市公司的幫兇侵害股民的利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司法介入太慢，對違法行為不能予以嚴懲。”通力律師事務所的馬光遠律師這樣認為。

　　不過，目前由很多律師推動的越來越多的訴訟正在改變這一局面。

　　下一步，起訴會計師？

　　盡管法院還沒決定是否受理，但律師涂勇表示，一旦法院受理此案，他們還將追加具體的審計會計師為被告。

　　清議對此表示支持，他認為，按照上市公司的信托責任原則，上市公司作為“公眾公司”，其全體董事及外部審計師，均以受托人的身份為全體股東負責，必須為全體股東的最大利益服務。

　　在科龍出事后，投資者對德勤以及科龍眾高管的起訴，正是從公眾公司信托責任的角度，對審計師及董事們的失職進行法律追究。

　　在起訴德勤的訴訟中，簽字會計師是履行職責還是違規操作，同樣是起訴舉證中的關鍵。如果簽字會計師違規操作，而會計師事務所疏于檢查，那么可以追究其失職的責任；但是如果存在收受非法利益(如受賄)和主觀犯罪故意的情況，案件可能會由民事訴訟上升到刑事公訴的層面。

　　曾經參與嚴義明的“倒顧運動”，并在此次訴訟中擔任《上海證券報》專業技術顧問的朱德峰會計師向記者表示，從這個意義而言，對德勤的起訴也可以視為向社會公眾普及會計責任與審計責任的區別。

　　不僅是德勤，包括顧雛軍在內的其他科龍董事也面臨同樣的訴訟。據嚴義明律師介紹，國內上市公司中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總金額一度高達1000億元人民幣。目前有關部門正在嚴厲追查有關責任人的刑事責任，也包括重大民事賠償責任。

　　嚴義明表示，他發動“倒顧運動”的目的，就是要讓每一個被告為自己的失職行為承擔相應的后果。

　　“以前告上市公司，公司輸了就集體負責，結果是誰也不承擔責任。”嚴義明認為過去的訴訟因為沒有落實到個人，所以效果不大。這次他將對科龍董事的個人訴訟視為一次新的嘗試，因為個人一旦承擔責任后，董事們在參與決策時的態度就會更加謹慎。

　　“只有嚴厲到讓個別人傾家蕩產的程度，才足以警示后來者。”嚴義明再次向記者強調。

　　(溫翠玲對本文亦有貢獻)(P1156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