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團體博弈：多數服從少數

　　□郭譽森

　　在美國，幾百戶甜菜農，聯合了果糖加工廠與玉米農，竟然使美國糖價幾十年間比國際市場貴幾倍，而3億受害的消費者加上食品巨人可口可樂等竟然一路輸到底。在經濟學家看來，原因是愈小的利益團體，組織成本愈低，游說效率愈高

　　幾星期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在北京提醒，“中國要把利益集團對經濟的影響限制在最小程度。”

　　利益集團在美國囂張的干政與影響力是眾所周知、眾所詬病的。為什么經濟學家不信任甚至仇視利益團體的活動呢？

　　1970年代，管制經濟學開山祖師喬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在研究各國政府對市場干涉行為后指出，看起來很不同的政治體制下，政府透過管制對社會一些群體進行交叉補貼的行為卻驚人地類似，比如讓長話客戶補貼市話用戶，讓低谷時的用電戶、通話者、道路使用補貼尖峰時的使用者，等等。

　　是不是各種利益團體在看似不同的政體中“生產”政治影響力的動機與成本其實差別不大呢？為什么在一般的用語中，利益團體常被稱為“特殊利益”團體？一般利益在各國政壇上又為什么常常顯得蒼白無力呢？

　　在市場經濟之中，任何一項稅收或補貼、或任一項政府管制的改變都會使一部分人得利，另一部分人受損。好的制度，也就是有效率的制度，是使那些總得益大于總損害的政策得到執行，相反效果的政策則會遭到否決。

　　任一政策的受益人與受害人，都會試圖影響政府決策過程，如果他們的影響力與其利益變動成正比，那在受益與受害團體間的談判、交易甚至斗爭的過程中，好政策自然會勝出，因為得益方的力量比受害方的力量大，而無效率的政策自然會遭否決。此時，政治市場中的競爭均衡會是有效率的，我們就可以不管，就應該放任利益團體的組織、競逐——如果假設這些組織、活動費用可以不計的話。可惜，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要動員那些利益團體的成員共同支持或反對某項管制或稅目，必須要想法讓他們每人出錢出力，這是一項極為困難的工作：爭取來的政策對小團體而言是“公共品”——為了維持外資超國民待遇，外資汽車公司、A地方政府寫信給商業部、出錢請教授做“研究”寫文章，反對外資待遇國民化。而外資電腦公司、B地方政府不必花錢、花力氣、花面子，一樣可以享受外資汽車公司、A地方政府“辛苦”爭取來的政策。

　　換言之，外資電腦公司與B政府可以搭外資汽車公司與A政府的便車，可以不勞而獲。所以要動員這些利益小團體們不容易———每人都希望別人努力“游說”，自己則坐享別人爭來的“公共品”(政策)，而且這種搭便車的動機會隨此群體的人數增加而不成比例地增加。

　　所以建立一個能克服這種“三個和尚沒水喝”問題的組織，其組織成本會隨其人數增加而不成比例地增高，其能發出的影響力會不成比例地減小。換句話說，利益愈集中力量愈大，愈分散則力量愈少，特殊利益團體會因此系統性地壓倒較廣泛的利益，更會壓倒全民(國家)利益。

　　通常一個政策的得益方與受害方，其分散度并不相同，雙方在政治市場中能發出的能量，并不會與他們的利益成正比。勝出方未必就是那些總得益大于總損害的好政策。

　　事實上，對美國政府經濟管制行為的主要結論是——行為不理性，系統性地偏離效率準則，偏離任何所謂的“公平”標準，即使何謂“公平”本身也并無定論。

　　所以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證角度，我們不能將經濟政策交付給利益團體“博弈”決定。比如在美國：幾百戶甜菜農，聯合了從玉米中提取果糖的加工廠與玉米農，竟然使美國糖價幾十年間比國際市場貴幾倍，而3億受害的消費者加上用糖大戶

　　在得票多者勝的美國式民主下的政治市場上，似乎總是多數服從少數，以至政府決策明顯地、系統地偏離“全民利益”。

　　兩黨制下的美國如此，那么一黨獨大的、內閣制的日本如何呢？政府行為也差不多，也是少數農民“剝削”市民，農產品貴到其國民愿意從美國提著牛肉與大米回家。我國多年來“剪刀差”的方向相反，是農民“哺育”市民，是不是也是因為我國與美日相反——市民是少數，農民是多數呢？而這二十多年來農民／市民的比例快速下降，是不是正是推動近年來“工業反哺農業”政策轉變的真正力量呢？也許。

　　上述分析，說明利益集中(或分散)的程度會影響利益轉化成政治力量的效率，其中并沒有假設特定的政體形態，所以應該在任何政體下，特殊利益都將勝過一般利益。

　　如果制度使媒體廣告決定政客的飯碗，利益團體就會組織政治獻金；如果清廉的政治家相信學者，利益集團就會資助對其有利的學者、學派的研究與出版；如果國家實行科舉考試，他們就會資助窮苦書生考試，并對中舉者謀官必要的應酬進行融資；如果地方官的升要看招商引資業績，他們就投資換取廉價土地；如果政府腐敗，游說集團就會集資賄賂；甚至如果天下大亂，他們就會像南北戰爭時期的美國北方工業主和南方莊園主一樣，出錢資助對其有利的內戰一方！

　　正因如此，斯蒂格勒才會有前述的觀察：利益團體在表面很不同的政體下，其影響相當類似，因為政治力量的形式是可塑的。

　　這里只談了利益分散／集中對政策博弈的影響，沒有談利害總量會受哪些因素，比如產品或要素的供給或需求彈性的影響，為什么租金好像總能產生比利潤、工資或利息更大的政治能量等問題。即使如此，我們已可確定，政府必須理直氣壯地抵抗各種利益集團的關說、宣傳、壓力、收買等活動，防止特殊利益凌駕于全民利益之上。這或為中國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