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海禁與走私

　　□梁小民

　　明朝的海禁斷絕了對外貿易，使東南沿海的許多百姓無以為生，導致一些商人勾結倭人武裝走私，進而搶掠，是為倭寇之禍的最初起因，也是“商品不能越過邊境，士兵就會

越過邊境”的補充注解

　　歷史上關于戚繼光平倭寇的敘述，在我的心靈里種下了痛恨倭寇的種子。以后讀書多了，才知道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

　　中國歷史大多以閉關鎖國為基調的，尤其是以明代為盛。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嚴禁民眾出海貿易，主要是與日本的貿易。明成祖時海禁政策略有放松，由政府發給日本來華船只“勘合符”(類似于貿易許可證)，允許有“勘合符”的船隊來華貿易，這種貿易稱為“勘合貿易”。這一時期，中日之間官方與民間貿易有所發展。

　　明代中央管理這種貿易的機構是禮部，地方上是市舶司，日本的勘合貿易由設在寧波的浙江市舶司掌管。日本使節來后在寧波上岸休息，并在當地交易。得到朝廷許可后可以由明朝官員護送進京，遞交國書、進貢、領取賞賜，并進行貿易。這種貿易使雙方都獲益。

　　嘉靖初年，日本的勘合貿易權由幕府落入細川、大內兩家之手，在對主導權的爭奪中，大內氏獲勝。

　　嘉靖二年(1523年)，大內氏的三艘船向寧波進發，細川氏也憑已失效的“弘治勘合”派船到寧波。大內氏先到，本應先入港，但細川氏雇傭的明人副使宋素卿向市舶司太監賴恩行賄，得以先進港驗貨。大內氏之使不滿，與細川氏之使格斗。細川氏的正使被殺，副使宋素卿逃走。大內氏的正使追殺，燒毀了市舶司的嘉賓堂，又襲擊明政府軍庫，沿路焚殺劫掠，使明軍民死傷多人。這就是歷史上的“寧波爭貢之役”。

　　明政府不嚴懲貪贓枉法的賴恩，反而認為“倭寇起于市舶”，遂撤銷寧波市舶司，停止對日貿易。強行停止這種貿易嚴重打擊了當地經濟，一些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就鋌而走險，與日本人勾結從事走私活動。

　　海禁越嚴，走私獲利越豐。當時中國商人走私獲利達十倍之多，這就促使走私活動猖獗。盡管明政府對走私嚴加懲罰，先后摧毀走私基地雙嶼港(現在的舟山六橫島)，捕殺徽州海盜商人李光頭、許棟以及商氏。但走私禁而不止，愈演愈烈。

　　在這些走私團伙中，最有名的是以徽州歙縣拓林人王直為首的集團。王直曾上書朝廷請求開海禁，被拒絕后，就在日本建立根據地，與倭人勾結，公開用武力對抗政府，進行走私活動，這就有了在沿海為非作歹的倭寇之禍。

　　在中國的史書中，王直是“嘉靖朝的大倭寇、海盜首領”。但在日本、朝鮮的史書中，王直是受尊敬的儒商。這才有當今日本人為王直修墓、中國“憤青”搗毀之事。國內史學界對王直是“推動對外貿易的英雄”還是“勾結倭人危害中國的海盜”一直爭論不休，至今沒有定論。以后，盡管兵部右侍郎、浙江總督胡宗憲以鄉情和假承諾誘殺了王直，但走私活動與倭寇之亂，始終沒有得到平息。

　　徽州、東南沿海一帶山多地少，民以商為生。日中貿易，雙方商人獲利，民亦有生路。當百姓無以為生時，商人就變為海盜，百姓則從海盜之事。這就使閩商和徽商中從事海外貿易者以“亦商亦盜”為特征。

　　嘉靖死后，繼位的隆慶皇帝宣布放寬禁令，準許對外通商，“販東西諸番”。這才使倭患平息，對外貿易迅猛發展。

　　這時，

　　伴隨對外貿易發展，還帶來政府稅收增加。當時對外貿征收的稅包括“水餉”、“陸餉”和“加增餉”。“水餉”按船只大小計征，由船商交納；“陸餉”以貨物多少為準，計價征收，由鋪商交納；“加增餉”專門向以運載銀錢為主的呂宋歸來船只征收，每船在“水陸”兩餉之外加征150兩白銀。隆慶年間，月港一地征收的這種稅收每年為幾千兩白銀，到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已增至2.9萬多兩。看來解除海禁是多贏的。

　　縱觀整個歷史，對外開放是經濟共同繁榮之道。中國歷史上的漢、唐兩朝，最開放，也最繁榮。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各國進行關稅戰，限制對外貿易，平均關稅高達百分之三十以上。現代經濟學家認為，這是“大蕭條”持續時間長、衰退嚴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位獲得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說過，商品不能越過邊境，士兵就會越過邊境。這就是說，戰爭往往起源于貿易限制。

　　我想補充一點的是，在商品不能越過邊境和士兵越過邊境之間其實有一個過渡階段，這就是走私活動興起。當走私都不能滿足貿易要求時才會有戰爭。任何一種再嚴厲的海禁和打擊都無法杜絕走私。打擊越嚴，走私獲利越高，走私活動越猖獗，而且官員越可能受賄。

　　明代是中國歷史上海禁最嚴的時期，也是走私與海盜倭寇危害最甚的時期。回顧這一段歷史，證明了開放政策的正確，也堅定了我們加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信心。(作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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