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 溯流而上

　　專訪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

　　中國制造溯流而上

　　TCL集團董事長兼總裁李東生韓萌／圖

　　□本報記者鄧瑾

　　“未來十年，中國企業還是處于追趕狀態，但在追趕過程中不至于像20多年前那樣差得那么遠”

　　“沒有自主創新能力，不要說全球，中國市場都很難守得住”

　　“中國企業在聯合開發技術方面做的不如國外企業，這與企業領導人的意識有關系，與中國企業的體制和機制有關，更深的還有文化的關系，但是絕對應該往這方面做”

　　“創新的影響在中短期見到效果的，可能就是企業的體制和機制，另外就是社會的價值導向”

　　“中國要建立三星這樣的企業，首先要有能夠管理三星的人，這種人在中國還是很少”

　　被視為“市場換技術”之典范的中國彩電業，如今在外資的夾擊下被打回原形，這是缺乏核心技術的惡果。

　　在彩電業一旁，中國的手機、汽車等行業面臨同樣的癥結。并非沒有引進過核心技術，關鍵是一味在市場上埋頭苦戰的中國企業，缺乏推陳出新的動力和意識。

　　不過，改革2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規模已今非昔比，也催生了TCL、聯想、華為、中興等一批初具規模的本土跨國企業。

　　在國家實施“自主創新”戰略之后，它們將成為創新的主體。《南方周末》為此專訪了TCL集團董事長兼總裁李東生，希望傳達出這些企業領導人對于自主創新戰略的看法和意見，有助于“自主創新”戰略的實施。

　　不是超越，而是追趕

　　《南方周末》：20年前在顯像管時代，中國彩電企業沒有核心技術；20年后進入平板時代，中國彩電企業仍然沒有核心技術，所以有人說，我們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您認同這種看法嗎？

　　李東生：我不同意“退到20年前”的觀點。中國企業的體制和機制的改革在過往20多年間已取得很大進步。因此，我相信未來20年內，中國電子百強的前30名中一定能出現世界級的卓越企業。

　　IT技術的發展改變了許多電子企業的競爭規則，很多成功企業的成長歷史并不長。就TFT－LCD(平板電視核心技術之一)來說，臺灣企業進入這個領域也不過10年的時間。

　　在傳統工業中一個企業要積累競爭力需要很長時間，而電子信息產業相對來說要短一些，只要把握機會，還是有可能較快地追趕頂尖的企業。在這個階段，我不敢輕易用“超過”這個詞，現在來看還有些遙遠。未來10年，中國企業還是處于追趕狀態。

　　雖然技術上有很大差距，但我們對國外的競爭對手已經十分了解。所以中國企業在追趕過程中不至于像20多年前那樣差得那么遠。

　　《南方周末》：在1970年代，韓國也是像中國一樣，從組裝開始進入彩電工業。然而現在，韓國企業不僅掌握了平板電視的核心技術，而且在汽車、芯片等領域實現了技術的自主升級。而中國卻整體還處在全球產業鏈的末端。是什么讓我們錯過了技術升級的機遇？

　　李東生：對你的結論，我不完全贊同。

　　從中國目前的企業現狀來看，我們在制造供應鏈方面是最有優勢的，我們應該能在效率、速度、成本控制方面做得比國外企業優秀。日本的船井、臺灣的鴻海都是以代工為主的公司，他們的業務增長、利潤和產品制造相關的核心能力、技術能力的提高都是不錯的。所以專注于制造方面的發展是適合許多中國企業的一條路。不要一講到自主創新，就覺得為別人加工就是不光彩、就沒有前途。這個觀點我認為是不對的。

　　是不是每個企業都搞自主創新呢？理論上是可以的，但是自主創新的含義、層次絕對是要有分別的。我們發現全球大部分的原創性專利、知識產權，都是來源于大企業。中國一定要培養自己的民族企業，培養自己的跨國公司，作為自主創新的骨干和核心。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確實應該更大力度地加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沒有這種能力，我們就很難在全球市場建立和鞏固我們的品牌。沒有這種能力，不要說全球，中國市場都很難守得住。

　　但是中國經濟未來一定會有大量第二層次的加工廠，這樣中國企業才能實現多元、有活力、有競爭力的發展。

　　兩條腿走路

　　《南方周末》：您剛剛不斷提到了自主創新“能力”，而能力的提高受到資金、技術等各方面的限制，我們該如何克服呢？

　　李東生：應該是兩條腿走路。世界經濟發展到今天，技術間的交流和重合是大趨勢。看起來TFT－LCD好像是突然冒出來的，事實上早在30年前這項技術的雛形就面世了。很多的原創發明是美國和歐洲擁有的，日本將這些技術產業化。最初日本較成功的產業化是應用在小屏幕LCD－TFT，所以一直到現在日本企業一直在這個領域占絕對優勢。在此過程中，日本改善發明了許多相關技術，所以LCD技術專利的擁有數量日本排第二位。

　　但在這一波大尺寸LCD產業化過程中，日本落后了一點，韓國的企業崛起了，主要是三星和LG－飛利浦。臺灣技術的起步是從日本轉移過去的，用了不到10年的時間，產量與韓國不相上下。

　　我的意思是，任何技術是互相轉移和滲透的，不能因為強調自主創新，就非要關起門來從零做起，這種觀念是不對的，也是絕對行不通的。我認為需要有開放的心態，通過積極交流、合作，建立最適合我們起步的跳板。當然，別人一定會藏起最好的東西，多少錢都不賣，但一定會有一部分賣出來，都是生意嘛。

　　另外一定要潛下心來，努力開發，通過合作能取得技術，但不能將自己的未來都建立在買的基礎上。顯像管時代的技術連續引進的教訓要引以為戒，在發展當中要逐步建立自己的核心能力。

　　可以一部分知識專利是買來的，但若干年后，一定要不斷產生自己的知識專利，消化吸收再創新，不斷形成自己的這種能力，這種能力可以提升企業在行業中的競爭力。

　　技術在不斷更新淘汰，如果技術更新速度快，我們將很有機會在未來、下一波技術中成為領先者之一。

　　在平板電視方面，如何去追趕，這兩方面要結合起來，以開放的心態向國外同行學習引進技術，讓自己處在盡可能高的起點，然后自己要努力往上爬，不能坐等賺錢，這是行不通的。

　　《南方周末》：不過我們也看到，研發是要冒風險的。您如何看待企業之間的聯合開發，或者政府組織行業主要企業對行業核心技術聯合攻關等這些研發方式？

　　李東生：方式有很多種。政府很鼓勵自主創新，在資源投放方面也會加大力度，企業間也會加強產業聯合開發。可以看到，現在國際上很多技術都是由企業聯盟擁有，中國企業也可以往這方面努力。中國企業在聯合方面做的不如國外企業，與企業領導人的意識有關系，與中國企業的體制和機制有關，更深的還有文化的關系，但是絕對應該往這方面做。

　　在LCD技術方面，最近有日立、東芝、松下聯合開發；PDP技術，也有聯盟。這段時間做的“聚龍項目”，就是嘗試企業之間聯盟來推動的事。其實“聚龍項目”這個項目最先是TCL提出來的，但合作不容易。不過各企業領導人都有這樣的意識，覺得這個概念是對的，雖然有很多難處，希望能走到底。

　　單講企業是主體是不夠的

　　《南方周末》：有人說，建立創新型國家的一個很大制約是我們的創新精神不足，而這跟中國的文化和教育也有很大關系。您怎么看？

　　李東生：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中國教育對創新能力的培養是有欠缺的，中國文化也不是特別鼓勵創新。這是現實存在的事實。

　　我認為這些觀念在逐步轉變，要改變社會文化、教育系統是需要非常長的時間的。所以對創新的影響要在中短期見到效果的，可能就是企業的體制和機制。另外就是社會的價值導向。

　　政府正大力呼吁這樣做，我認為非常好，在價值導向方面能大力去推動就非常有效。這樣，在企業內搞創新的人也會有社會地位、工作得到承認。之后需要做的就是體制和機制的改革，這非常重要的。

　　國外的企業在過去幾十年的工業發展中能產生那么多技術、能夠在全球領先，為什么中國不行？中國也有企業，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體，從來沒有少提過，為什么沒有效果或效果不好？單講企業是主體是不夠的，必須研究什么樣的企業體制和機制才能真正地有效地成為創新主體。

　　企業的領導人必須要考慮企業五年10年之后的發展，所謂自主創新能力的建立絕對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現在做的事情要在三五年之后甚至更長時間才能見到效果。如果企業領導人不去做這些事，自主創新能力就很難建立。大家都希望馬上見效，至少今年做的事明年就要見收成，因為我這屆的任期就三年，為什么做一些事情留給后人呢，這是體制的問題，不是簡單的股權期權的問題。

　　股權期權固然是一種可行的方式，但現在很多大企業的領導人拿到的股權期權都非常小，所以企業要有長遠的機制。企業的董事會對企業的管理層的考核是否應該更多地著眼于未來的、長遠的評價，而不是只留意當年賺了多少錢，企業董事會應該考慮這種長遠的價值的建立如何在當期的績效考核中體現。另外在企業機制方面，比如說企業對未來的投資，現在政府已經開始考慮稅收政策、金融政策、財務政策方面的幫助。未來投入造成對當期的影響是肯定的，這種影響是否應該有更清晰的界定。

　　未來國有企業也應該培養自己的職業經理人，可能源于國有企業自身，也有可能源于其他所有制企業，甚至外資企業。國有企業一定要有這樣的意識，職業經理人應該按照企業的規則去管理，不要和行政管理混為一談，這兩種的思想模式和行為模式都是不一樣的。

　　中國能夠管理類似三星此類企業的人太少

　　《南方周末》：不少專家認為，三星的技術追趕和跨越道路應該是中國企業自主創新的樣板。您怎么看？

　　李東生：我認為三星的成功不是體制或業務模式有什么獨到的地方，韓國的LG、現代、大宇、雙龍企業幾乎都是三星這種模式。三星之所以特別成功，重要的還是企業領導人的觀念、意識和

　　管理的原理沒有太多差異，EMBA的學生基本上將前人所有的歸納總結都學了一遍，問題是能不能真正領會，能不能根據企業的實際、社會環境的實際、產業發展的趨勢，有效地選擇推行的方式和推行的力度。

　　但是三星經驗有一點是值得中國政府、社會、企業研究和參考的，一是政府和社會對培養自己的跨國企業的決心和力度，一個國家的經濟要強大就一定要有強大的企業，這意味著不能用“撒胡椒面”的方式來支持企業，國家和社會應該有選擇性地支持一些最能成功的企業，這意味著資源一定要有所集中，政策導向也應該鼓勵往這方面發展。

　　這次來北京我提出建議要鼓勵規模兼并重組。這不是一句口號，一定要有政策。兼并重組帶來一些人員問題，下崗職工如何安置、原來的債權債務如何處理，國家在產業和金融政策是否能鼓勵上市公司的兼并重組，能否給一些鼓勵的措施，這些都是一條一條很細的問題。

　　如果長遠講，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還在于職業經理人階層的能力素質的提高。三星并沒有什么秘方，它的管理團隊和老板是很強的。中國是否也應該營造一種這樣的氛圍，營造一種這樣的機制，培養我們自己的高素質職業經理人。

　　前兩天參加

　　所以中國要建立三星這樣的企業，首先要有能夠管理三星的人，這種人在中國還是很少。中國職業經理人要意識到自身的差距，自己要學習成長，整個社會的氛圍要幫助這些人成長。現在我認為這種氛圍有好的地方，也有難如人意的地方。我們是比較幸運的，身處惠州，惠州各界對我們鼓勵幫助，沒有這一條，TCL走不到今天。去年TCL經營困難，當地政府是大股東，給了我們很大幫助和支持。但是整個中國的產業環境在這一點上，還是有提升空間。(P1151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