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研究機構稱經費來自捐助 不會影響學術獨立

    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把中國經濟學家推上輿論風口浪尖的那句話——“中國真正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所引起的轟動已不必細述。由此引發的焦點話題是“經濟學家是否應該成為某一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目前不少經濟研究機構的經費就來自企業集團的資助，這種模式下的學術研究能否保持其獨立性？本報記者分別采訪了國內一些被稱為“經濟研究者和經濟工作管理者”的學者，他們就焦點問題表述了意見。

　　捐助是研究經費的重要來源

　　我國目前有為數不少的經濟學研究機構，這些

機構的不菲的研究經費來自哪里？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ＣＣＥＲ）教授李玲告訴記者：“這個中心是教育創新的一種嘗試，我們的目標是要辦最好的研究機構，為經濟學教育的改革做貢獻，我們資金來源于社會各界的募捐，有中國臺灣、香港和美國的，中心的萬眾樓就是臺灣一名叫萬眾的商人捐助的。”

　　另一家經濟學研究機構是知名度很高的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其網頁介紹說，天則是由經濟學家茅于軾、張曙光、盛洪、樊綱、唐壽寧與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發起，于1993年7月創立。記者從研究所了解到，現在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已經退出，研究經費來源社會募集，以及委托研究項目的經費。

　　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的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我們有一個企業家理事會，由企業家給秘書處提供活動經費。”至于這個論壇每年的活動經費究竟有多少，這位人士表示“不方便透露”。

    學術和金錢能否互不相干

　　“我們論壇有一個共識，企業家出研究經費但不做太多商業化操作，讓學者在一個相對獨立的環境下做研究、做研討。”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的一位負責人向記者表示。那么論壇會不會成為權貴階層的代言人？“不會的，企業家愿意聽專家的一些想法。而企業家也代表社會一個階層，他們的意見也應該受到重視。但經濟學家應該有自己的判斷力。”他說。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ＣＣＷＥ）教授李稻葵告訴記者，ＣＣＷＥ主要是由英國ＰＢ石油公司捐贈的，還有福特基金會一部分。這樣的捐贈是否會影響學術研究的獨立性？

　　“不會，我們主要研究中長期的問題，會邀請國際學者來做研究；我們的學術報告要達到國際標準，也會邀請國際學者來做評價，并拿到國際出版社去出版，譬如劍橋出版社。”李稻葵說。英國石油公司為什么會給ＣＣＷＥ贊助？李稻葵告訴記者：“中國經濟起飛給國際企業帶來機遇和挑戰，這個研究中心有助于雙方從國際化的角度來理解中國起飛后對世界、對企業的影響。”至于為什么贊助清華而不是其他大學？李稻葵介紹說，清華經管學院有最好的國際顧問委員會，全世界30多個最大公司的ＣＥＯ以及我國的部長，銀行行長、發改委主任都在這里，這是“到目前為止哈佛商學院的顧問委員會人力結構都達不到的水平”。

    經濟學家能不能為企業說話

　　“公眾和媒體對經濟學家的批評，原因很復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把太少的精力用來做經濟科學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來為某一利益集團說話”。——丁學良教授如此評論道。其實，對國內經濟學家為某利益集團代言的質疑很早就有了，去年2月《瞭東方周刊》刊登了一篇《中國十大經濟學家背后的財團》的文章，文中列出了國內一些比較知名的經濟學家擔任獨董和經濟顧問的名單或專家咨詢委員會的名單。

　　不久前，清華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上，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經濟系教授錢穎一被媒體問及擔任工商銀行獨董后下一步的打算，但據稱“因該問題不屬于當日學術研討范圍”，而被拒絕回答。接著，第二天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以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大學做了一個題為《中國資本市場面臨的問題與對策》的演講，成思危的觀點是“我本人不贊成經濟學家當獨董”，因為“經濟學家對企業的管理不懂，對企業管理、企業的一些貓膩不清楚。”而國外公司的獨董是一些有管理經驗的職業經理人來擔任。

　　“中國經濟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它在不斷地發生變化。摩根士丹利有個首席全球分析員10月底還預測中國經濟會轉冷，但過幾天又在發表的證券研究報告中，改口說中國經濟會繁榮。所以，我們要允許經濟學家不斷觀察，不斷調整。”國家發改委經濟運行局副局長朱宏任說。他認為，經濟學家當獨董、做某個公司的獨立董事，并能說不是所謂的代言人，他們是參與監督公司的，而且參加到公司過程中，對實際問題有更多的發言權。

　　商報記者 楊雪婷

　　三言兩語

　　這一悶棍該打

　　一句“中國真正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就像一記掄圓了的小悶棍，忽然打在經濟學界屁股上，在短暫的驚愕、觀望、斟酌之后，經濟學家們開始質疑——干嗎打我，我固然不完美，但你下手也不能這么重啊。

　　春天到來百花香，夏天到來柳絲長——正如一個季節有一個季節的花兒，一個時代也有一個時代的聲音，同樣，一個時代的也有其顯要人物和顯要學科，即所謂的顯學。顯學之所以為顯學，與當時的社會特點有直接關系。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里，巫術、神學曾是盛極一時的顯學。在中國的封建帝制時代，儒學是顯學。到了近代中國，文學曾一度成為顯學，也出現了魯迅、茅盾、巴金等大文學家。至于經濟學，有專家認為，有據可考在中國開始顯赫的時間是1992年，中國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確立之后。

　　經濟學家之所以成為公眾人物，與其說是因為其鑿壁透光、懸梁刺股之所致，不如說是這個歷史時期的文明發展之所需。小到一個家庭，大到一個國家，具體到如何發展生產力、如何致富、如何賺錢的問題上，從一首朦朧詩里是找不到答案的。文學從而顯學不再，而經濟學適時而至。

　　我們當前的社會發展需要經濟理論、經濟學家，且迫切需要。經濟學家順勢走到前臺，其火爆指數一路走高，大牌經濟學家的名氣、出場費、媒體關注度直追影視明星。一個最最簡易的經濟規律是，當商品供不應求，其價格高于價值。

　　誰也不能否認，經濟學家的演講和智商也是產品——這沒有問題。問題在于，一種產品熱銷的結果是市場上出現了眾多疑似產品，良莠難變。

　　不過別急，因為價格不會偏離價值太久。隨著市場不斷成熟，消費者也會理智，從饑不擇食到理智選擇。而且市場上會出現“打假”，譬如，有人說，“市場質量合格的產品不會超過5個”。當然，對這個破壞行市的說法，必定有人反對，也有人認可。博弈的結果是，或低質者退市，或者價格回歸，或苦練內功居然合格了。

　　想起了“屁股決定腦袋”這句話。無論如何，在屁股上打一悶棍，給一個虛頭八腦的人提個醒，是個好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