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有力保障

　　曾宏

　　為了解決“三農”問題，國家出臺了許多農業政策，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在政策的實際執行過程中也出現一些悖論現象，致使我們制定政策的初衷與政策發展方向（結果）不相一致，效果大打折扣。其中，一個深層次原因，就是忽略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陷削弱了政策的正面效應。農村公共產品有效供給不足已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嚴重障礙。

　　一、“三農”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悖論現象

　　1、農民負擔越減越重的悖論

　　從1990年2月3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起，中央陸續出臺近20個相關政策來制止農民負擔的增長，農民不同程度上也得到了一些實惠，然而，農民的負擔并沒有減輕，變換花樣的亂收費、亂罰款和強行集資攤派層出不窮。據賀雪峰、王習明關于“農民負擔的現狀與癥結——湖北Ｊ市調查”反映，農民負擔由三方面構成，頭稅即指國家稅收，二稅指合同負擔內的三提五統經費，三稅是合同外的各種集資罰款。用農民的順口溜來說就是，“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

　　2、農民個人投入教育越多，貧窮越快的悖論

　　對于相對貧窮的農民來說，為了孩子的前途，家庭的可持續發展，咬牙勒緊褲腰帶供孩子上學，有的家庭把多年的收入全部投入也不一定滿足孩子上學的費用，教育返貧或孩子輟學成為農村較為普遍的現象。這就陷入一種悖論，不上學等著窮，上了學立刻窮，而且這種趨勢一直在延續，不僅折磨著農村，也折磨著農村教育，折磨著農村家庭，教育成了農村經濟發展一條越掙越緊的鐵鏈。

　　3、農村勞動力轉移越多，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越慢的悖論

　　我國農村有大量勞動力需要轉移。國家設想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高農業勞動生產效率，但現實是更多的人想逃離生存環境差、收益率低的農村，大多數18－35歲相對素質較高的青壯年勞力都陸續轉移出來，向收益比較高的城市流動，留在農村的多半是老弱病殘，農村勞動力素質明顯下降，有的村子甚至找一個看懂農藥化肥說明書的人都很困難，直接影響農村的

　　4、農村勞動力轉移與社會保障的悖論

　　農村勞動力轉移初衷是轉移農民到城市就業，增加收入，有了就業就有了社會保障。然而，供求關系決定，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是一個絕對的“買方市場”，農民工技能低，受歧視，收入少，而如果要求保障、待遇很可能就失去了這個就業機會，農民工作為弱勢群體是無力抗衡的。對此，地方政府為了當地經濟的增長，也不敢輕易提高本地勞動力價格。因為，從資本特性來說，哪里成本低資本就向哪里流動，地方政府也無能為力。隨之而來的是，企業壓低甚至克扣農民工工資，加班加點，安全保護投入不足，工作環境惡劣，生產事故頻繁發生。沒有得到社會保障的農民工，一旦生病、致殘，還得返回農村休養，把沉重的負擔帶回農村。

　　5、農業增產農民不增收的悖論

　　農民是糧食的主要生產者和供應者，是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力量，國家用各種辦法扶持農業，保護農民的利益，號召農民多打糧，增加農民收入。但現實情況往往是農業豐收了，農民的總收益還不如收成不好的時候，農業增產了，農民并沒增收。為了避免谷賤傷農，國家出臺了糧食收購保護價格，保護價高于市場價時農民會多種糧，而糧食越多，市場價就越低，這時又面臨一種新的悖論：如不保護或保護價不到位，農民不愿多種糧，而政府保護價過高，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糧食價格的扭曲，誘使農民盲目生產，增加地方財政負擔。

　　中央惠農政策在實踐中發生這些悖論現象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它使黨的政策威力大打折扣，應有的效果沒有很好顯現出來，“三農”各種困難和矛盾仍相互交織在一起，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不僅會影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也會影響社會穩定，動搖經濟發展的根基。

　　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陷是導致農村政策悖論發生的根本原因

　　農業政策在執行中發生悖論現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國家每一項改革政策的單項推進，都未從根本上觸及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改革。公共產品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一系列農村政策的實施，都依賴于農村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公共產品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已構成了私人產品生產成本的一部分，他的供給水平及獲得的難易程度決定著私人生產成本的高低，是影響農民增收減負，提高

　　農民負擔越減越重，表面上看，是地方官員好大喜功，機構臃腫的表現。實際上，是制度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軟性約束，農民分擔的供給成本增長過快。目前，地方財政普遍入不敷出。當制度內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時，地方政府就從農民身上想辦法，因此，農民分擔的制度外公共產品供給成本的快速增長才是造成農民負擔的主要原因。

　　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思路選擇

　　1、農村公共產品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礎

　　由于三農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存在一些悖論現象，使國家惠農政策沒有完全達到預期效果，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應調整方向，把突破口選在農村公共產品有效供給上。它是保障農民的根本利益，改變農村生存環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礎，三農政策貫徹落實的前提，為農民提高素質、增加收入創造必備條件。

　　2、建立城鄉統一的純公共產品供給體系

　　現在國家ＧＤＰ已經達到了13．6萬億人民幣，國家財政收入也有2．6萬億人民幣，基本具備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的條件，投資重點應放在公共產品的供給上。但還要看到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全國的公共產品供給從整體水平來說，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也不能提出不切合實際的要求，加大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不能靠壓縮城市公共品的供給來滿足，要堅持科學的發展觀，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建立城鄉統一的純公共產品供給體系，使農民真正享受到國民待遇。

　　3、各地區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具有差異性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區域差異很大的國家，國情決定，我國公共產品供給體系的建立不應是一元模式，而是多元模式，建立符合國情的公共產品新體制。對純公共產品供給，如行政管理、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社會救濟等應建立城鄉一體化的一元供給模式，由中央政府提供；準公共產品部分，如農村醫療、自來水供應、職業教育等，應根據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建立渠道多元供給模式，由中央、地方、社會、私人多方面提供，優先支持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在市場機制介入的情況下，各地區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可以有差異。

　　4、農村公共產品體系的建立要為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打好基礎

　　在農村公共產品體系建設中，要緊緊圍繞“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要求來制定規劃，按輕重緩急，從教育、衛生、環境等純公共產品和部分高額準公共產品著手由國家先行投入，注重造血功能的建設，培養自我發展能力，改善農村生態、生產環境，為私人投資建立平臺，實現農村與城市之間勞動力、資本、科技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打下堅實基礎。

　　（作者系吉林農業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