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戶口限制的經濟根源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1月02日 09:19 中國經濟時報

　　北京評論葉檀

　　近幾天，有關修改戶籍制度的政策與言論不絕于耳。如遼寧擬取消城鄉戶口界限，上學就業享同等政策，公安部正在抓緊研究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擬取消農業、非農業戶口的界限，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

　　這些消息并不新鮮，浙江省取消農業和非農業戶口區別，廣東省將取消農業戶口等消息早已見諸于前。可以說，隨著中國市場體制的深化，中國的戶籍制度改革勢在必行。問題是，怎么改？

　　戶籍制度往往與歧視聯系在一起，但歧視并不是戶籍制度的成因。從本質上來說，戶籍制度是一個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問題，是不同勞動組織經濟運作方式的問題，是城鄉不同的保障水準的問題。

　　現行戶籍管制辦法有違上位法而能施行至今，主要原因是當年實行這一條例的經濟基礎以及與之相應的社會保障制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

　　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城鄉二元結構，以及從1958年開始的徹底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城市居民成為“吃皇糧”的八旗階層，從就業、住房、教育到醫療、養老保障，一應俱全。計劃體制使勞動力在多數時候成為政府的負擔，當城市無法容納這一負擔時，戶口管制制度相應出臺。《戶口登記條例》頒布的1958年，正是計劃經濟徹底占據主導地位的一年，也是人民公社誕生的一年。人口管制狀況與我國經濟組織形式與經濟發展狀況相適應，經濟狀況與保障體制催生了中國的戶口制度，而正是包括戶口制度在內的一系列限制經濟自由發展的政策，反過來進一步惡化了

中國經濟。

　　取消戶籍限制的呼聲起始于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發展之后。市場化先行一步的地區發展制造業急需大量年輕廉價的勞動力；而農村勞動力迫切需要擺脫單純務農導致的經濟困境，于是我們看到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

　　但這一主要是來自農村的大批量勞動力跨地區遷移，只能說是自發尋求高收益的被迫之舉。所謂被迫，一是迫于農村收益隨著改革進程的相對下降，城鄉經濟差距從20世紀80年代的2．2－2．3倍，到21世紀初兩者差距超過3．5倍；二是遷移并沒有伴隨社會保障體系的變化，這些勞動者的保障仍然來自于戶籍所在地所分配的一畝三分地；三是他們的勞動收益非常廉價。

　　造成這一現象的理由依然是基于經濟的：各個地區以及城鄉之間發展不均衡，保障制度豐瘠不同。由于經濟發展的差距，人口的遷移流向十分固定；保障機制的不同以及地方政府補貼的方法，決定了人口遷入地政府不愿背上沉重的負擔；而我國城鎮

社保基金缺口目前已達8000億，這說明短期內農村保障很難與城市接軌。

　　市場需要能夠自由遷徙的勞動力，本應該成為戶口管制政策的主要博弈者，但由于企業目前還能得到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并沒有充足的博弈動力，勞動力輸入地的政府由是可以選擇暫時忽視某些階層的利益。

　　可以說，如果城鄉經濟差別不能縮小，如果地區經濟差距仍然不斷加大，如果不能實行全社會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那么，政府動用行政手段對戶籍進行一定的管制幾乎是必然的。

　　近幾年各地放松戶籍管制的試驗表明，所謂放松是有價而松。如一些地區藍印戶口需要一定的投資金額或者購房等大宗消費憑證，或者是符合戶口入籍地所規定的緊缺人才條件，各大城市的門檻并且有逐漸增高之勢。目前，真正解決了戶籍問題的是東南沿海的個別市場經濟發達地區，如浙江的紹興、嘉興等市。不過，正因為在就業、保障各方面沒有差別，那里的城市戶籍含金量也就急劇下降。即便如此，外來勞動力入籍仍然相當困難。

　　經驗表明，要放松戶籍管制，一要使各地經濟盡可能沿著市場的軌跡發展，使勞動力的流動成為企業、政府與勞動者的共同愿望；二是用發展市場經濟的辦法化解城市戶籍或發達地區戶籍的稀缺性，并且像發達國家一樣，為全體國民建立基本一視同仁的統一的保障賬戶，使得保障不再單純成為流入地政府負擔。目前發達地區試行的由用人企業繳納全部員工社會保障的制度，正是一種過渡方式。

　　我們曾經選擇的經濟路徑與人口規模決定了戶籍歧視的必然性。現在要解決這一問題，只能從源頭著手，舍此別無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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