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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消費已成了新經濟政策的主題詞，因此現在是到了我們要認真辨析消費之含義以及其實現途徑的時候了。
從對“中國目前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國”、“中國每年奢侈品的銷售增長巨大”、“中國正面臨能源危機”、“中國謀求建立循環經濟及建立節約型社會”等諸多新聞事實的評述中，筆者已明確表達了對所謂擴大消費提法的不認同，理由非常簡單。筆者
一直等待有人能對現在提出的消費概念給出一個新的界定，以使其在意義上與我們目前正在貫徹的可持續發展觀和節約型社會理念不致發生抵觸或背離。正確地講，中國應該是通過擴大內需來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不是單純的擴大消費。
直到前不久，當美國財政部部長約翰·斯諾來中國，以一種主義的名義向中國推介消費時，國內終于有學者出來澄清說，約翰·斯諾向中國推介的美國式的消費主義與我們目前所提的在擴大內需目標下的消費并不是一回事，認為中國的擴大內需（消費）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解決貧困、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三農問題等。“正確地講，中國應該是通過擴大內需來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不是單純的擴大消費。”
無論上述澄清是否包含筆者認為所必須包含的要素，至少它強調了是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不是單純的擴大消費”這一點。筆者以為這起碼還是一個很有共識基礎的強調，給立場留了討論的空間。追根究底，消費方式上中國人的小心翼翼與美國人的寅吃卯糧之所以存在天壤之別，并不在于文化上的差異，而在于經濟信心的不同。
第二個問題是擴大消費的實現途徑。從近期的討論看，“降儲”似乎成了擴大居民消費的一個主要途徑。這里我們且不談“降儲”和消費究竟是誰為目的誰為手段的問題，因為無論誰是誰的實現手段，關鍵的問題都還在于如何增加居民的永久收入，或者如何增強對永久收入提高的預期上。正如有人指出的，追根究底，消費方式上中國人的小心翼翼與美國人的寅吃卯糧之所以存在天壤之別，并不在于文化上的差異，而在于經濟信心的不同。由于市場經濟改革的風險給個人收入帶來了不容忽視的不確定性，心存憂慮的普通百姓才選擇了一條過度平滑的消費路徑，增加了預防性儲蓄，造成了儲蓄率居高不下的現狀。所以，提高居民收入，增強經濟信心，完善社會保障，減輕流動性約束才是降低高儲蓄率———或者說擴大消費的根本舉措。
第三，關于擴大消費，現在很多人正在多個政策層面上給政府提出建議，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產業政策等。筆者認為，在政策討論進入到上述層面之前，我們更需要對以下政策予以檢討，實際上，正是因為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居民消費低下，此包括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人口老齡化程度開始上升以及養老問題的日益突出；住房制度、醫療制度以及教育改革導致居民的實際收入下降，相對貧困增加等。在立足靠消費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考量中，如何通過大力振興文化產業刺激居民消費，自然應該成為我們的首要選項。
最后，在產業政策上，值得指出的是，作為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重大戰略方針之一，十六屆五中全會特別提出了要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這應該是中央關于加速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減輕資源和環境壓力，發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之復合命題中的一個具化性要求。文化產業作為以知識為資源的產業，其特征就是高技術和高附加值，對自然資源的消耗低。發展文化產業符合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調整、升級的轉型要求。因此，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正是我國提升經濟的增長層次、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和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
而從消費需求前景看，根據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程度，在21世紀初前20年的這個階段，人們的精神消費需求增長將日益快于物質消費的增長。再到21世紀20年代初，兩種增長趨勢會繼續拉開。因此，我國文化產業將帶來的居民消費空間是非常大的，前景非常廣闊。在立足靠消費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考量中，如何通過大力振興文化產業刺激居民消費，自然應該成為我們的首要選項。據測算，僅廣東省的文化消費需求總量就將達800億－1200億元。如此龐大的市場容量和潛在的市場需求，應該讓我們看到增強消費市場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是有著巨大空間。
（侯穎／編制）（來源：金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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