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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之清 來源：中國經營報
那天，在電視里看到來訪的新加坡年輕的總理頻頻頷首，便知道這次的口頭意見交換的不錯。不像上次，當時還是副總理的他拋出了親臺論，惹得雙方都很不高興。
固然這次有李顯龍本人角色的變換，同時也印證了新加坡的華人文化主體其實是西
方式的，而非亞洲式的。其實，在外交的博弈臺上，允許對方有這樣或那樣的反復是符合常理的。畢竟，他們有他們階段性的立場，而立場的傾向無非利益權衡。作為真正負責任的大國，能在國際大家庭中盡義務的大國來說，如果我們的利益還沒有強大到足夠誘惑對方的地步，那我們所秉承的兩個原則就是一個包容，一個平衡。而不能總是動不動就是那么悲戚的一句話：為什么受傷的總是我們？
一個月前，聽李顯龍在他的國土上講演他們的未來。我就在想，這樣一個不大的國家都在極力爭取著世界的聽眾，那我們的聽眾就更應該廣泛而多元。胡錦濤開始訪朝，中、朝之間的友誼一直以來都很友好，朝鮮的改革有效仿中國的趨勢，中國溫州的商人包下了朝鮮的百貨大樓，在最容易暢銷的消費品方面流通著雙方友誼和商貿的感情。他們還不廣泛，其實我們漸漸多元。在支撐世界唯一共同價值體系的自由而多元的核心標尺面前，我們的自由度，包容度，從容度，還需要來一個真正的丈量，這其實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對自己的卓越貢獻。
一個最普通的例子就是對亞洲的日本，那種叫做民族情緒的死結總卡著我們的喉嚨，因為一提起日本，我們腦子里充斥的總是曾經的仇恨和恥辱。這種東西的傾斜帶有濃重的歷史感，不分時間、不分場合、不分尺度地讓起碼的半個中國聲討力伐。他們的老兵恕罪說不想把罪孽帶進墳墓，但沒人敢保證未來的日本就一定會承載這份罪孽，歷史仍在阻斷著一切。在紀念臺灣光復60周年的日子里，內地的電視臺做足了節目。近代臺灣的歷史一度滲透著日本的影子，李登輝都那么大年紀了，還要與內地作對，就因為他的骨子里打小是搗碎的櫻花融合的血。
話又說回來，雖然臺灣是家里的事，日本是家外的事，家里家外的標準是不一樣的，情感也是不一樣的。但有一點需要說明，無論怎么樣，構建共同利益組織體的最不善法則就是那兩個字：仇恨。李登輝就是太仇視內地，一個勁兒地往西方靠；李顯龍不同，他沒有快意恩仇，他要的是利益共同，新加坡的國際化程度世界之高，利益共同是硬道理，她把它滲透到了一個國家的意識中去了，就成了一套凝聚的意志。印度其實也在這么做，雖然他們的經濟結構還很不平衡，雖然他們總在擴充軍力，但絲毫不影響那個國度的進步。
前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寫作的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里告訴我們，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斗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然后，增長成為那本偉大著作的主題。
我不太敢說，新世紀那種偉岸的路徑就在眼前。因為好像很多人都知道這個道理，又好像很多人不懂得踐行這個道理，仇恨和敵視便翩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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