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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開獎之時，也就是中國文壇開檢討會的時候。批評之聲不少，自我批評的聲音卻很少聽到。我們的作家，為什么就不能學一下巴金，做一個誠實的人、反省作家呢？作品數量不少，上乘的佳作相當罕見。造成這種數量超產、質量“欠產”的怪現狀，源于作家有三件“外套”，遲遲不肯主動脫掉。
第一件“外套”：思想的套子。作家創作小說，靠的是天馬行空的自然想象，本該文
無定法，按照形象思維的邏輯寫下去。然而，有些作家，在創作之前，總想事先給醞釀中的作品定個思想的基調。平心而論，“主題先行”，不是哪個作家的錯。可是，“主題先行”的窠臼，今天雖然已經不再明著盛行，但在創作過程中，自我策劃的影子還揮之不去。有了這件“思想的套子”，作品中人工雕琢的痕跡焉能不明顯？文學別是一家，何必距離世俗太近？
第二件“外套”：城市的套子。古代，學而優則仕；如今，寫而優則“市”———住進城市里，當專業作家。雖然現在的作家也到基層采風，可是，有多少作家把家搬到農村，搬到工廠里，搬到大自然中？留戀大都市，故步自封在書齋里，是當代作家的集體“居家病”。走不出生活的大舞臺，心理距離和現實生活太遠，導致了作品的深層寓意太少，反映不出時代的真正特征。這是作家懶得走動造成的必然結果。
第三件“外套”：名利的套子。時下的不少作家，名利心也相當嚴重。寫出了作品，想著法兒拍電視劇賺錢；作家有點名氣了，想著法兒到文聯弄個一官半職當當。聽聞有個女作家，鬧著要離開居住的城市。后來，該市為留住她，不得不給她安了個文聯副主席的位子。由此這個小說家才不提調走的事。適度的、合理的名利心不是不能講，但對作家而言，名利心無疑是潛心創作的大敵。這本身是個價值取向問題。權衡不好，得不償失的還是自己。
巴老的《隨想錄》是一盞精神明燈，照亮了無數的中國人。巴老之偉大處就在于他沒有將自己裝在套子里，戴著過多的“外罩”寫作。所以，巴老在世時，不管他年齡多高，給人的印象始終是位充滿正義感和睿智的老人。而我們當代的作家們，何時能不再當“裝在套子里的人”？
《市場報》 (2005年10月28日 第十二版)
作者：劉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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