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繁榮之路－第五章(5)

　　胡克

    第五節 自由的擴展

　　從前計劃經濟社會向競爭性市場經濟的轉型已經內在的包含了對于個人自由的要求。因此，我同所有那些主張原教旨自由主義或者絕對自由主義訴求之間的不同并不在于目標的

不同，而在于如何實現自由的過程和方式上的不同。但是，找遍所有當代自由主義的文獻，讀者都會很容易的得出結論，人們很難看到有誰真正將自由的理想置于現實的基礎之上加以分析。而這也就是為什么自由主義的學說始終可以被歸結為一種基于道德理想的演繹體系，始終未能同社會領域的實踐邏輯相結合的緣故。

　　導致這種后果的原因是什么呢？難道自由主義的主張者們都生活在不食人間煙火的虛空中嗎？并非如此。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類社會生活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特征，那就是它幾乎可以成為任何一種瘋狂離奇想法的實驗場。這同自然界和物質領域鐵的規律性制約之間的區別是何其之大！這也就是為什么我一方面堅決反對社會領域的唯意志論，同時也堅決反對那種主張存在社會領域的鐵的自然規律的宿命論。人們必須對于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她或他的行為可能對于社會產生這樣那樣極不相同的后果。從根本上來講，法的正義性正是源出于對于惡行的糾正和懲戒。小至對于偷竊行為的懲罰，大至對于日本法西斯戰犯的宣判，無一不反映著人類在走向進步路途中的艱辛。在我看來，社會生活就如同巨大的實驗場，其中怎樣的奇思妙想都有可能從中找到一試身手的機會。一個最貼近的例子也許就是人類的性欲。性欲的釋放就如同周而復始的魔方一樣既頻繁騷擾著我們的心靈，又如饑似渴的變幻無窮。自從性在人類這里擺脫單純的生育功能之后，對于性的自由的渴望便開始演繹出層出不窮的形態。

　　因此，只要條件具備，怎樣的瘋狂行為都有可能成為現實。從日本社會的某些男人和女人慣于通過各種各樣的施虐和受虐行為中尋求性的高潮，直到希特勒大規模集中營滅絕人性的實驗，這些極端的社會行為只不過是我們所謂瘋狂行為的典型表現形式而已。但是，雖然人們對于希特勒分子的行為深惡痛絕，人們對于另外那些雖然不是如此瘋狂和極端，但是就其后果來說，同樣延誤和阻礙實質自由和社會進步的錯誤的社會實驗，卻遠非像對于法西斯分子的倒行逆施那樣有著明確的評價意識。

　　從根本上講，原教旨自由主義或者說絕對化的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就是這種不顧一切和不顧后果的社會實驗。而任何美妙動聽的詞語一旦轉化為不顧現實條件的行動指南，也完全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正如惡行的暢行無阻有其社會原因和條件一樣，關于自由的美好理念之所以得到實現，也必須合乎于相應的現實條件，或者說，必須合乎于我一再所說的實踐邏輯。

　　同所有那些不顧一切的和蠻干的自由主義的真正區別就在于，本書將始終一貫的關注自由賴以實現的所有那些現實條件，并由此為自由的實現展現出現實的路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視野才不得不進一步轉向轉型國家的現實處境，轉向這種具有剛性和慣性作用的結構現實同人的自由欲求之間的復雜關系，轉向個人對于自由的欲求同他們自身歷史性的精神狀態的內在關系，轉向個人行為和集體行動之間的復雜關聯，轉向在民族國家作為人們生活共同體的歷史環境下，在單個人的自由欲求、集體行動的后果和民族國家總體進步之間的本質性聯系，轉向在這些所有復雜關聯之中，在這些結構性和總體性關聯之中基于發展目標的實踐邏輯。

　　從這個視角上看，當代自由主義的某些奠基人物，比如哈耶克，在上個世紀基于對于全能的計劃經濟社會實驗的思想基礎進行反駁的同時，在把個體的自由置于至高無上地位的同時，在全然否認社會生活的規律的同時，也把人們對于自由的期盼完全置于一種不切實際的狀態中了。很顯然，在哈耶克所推崇的社會生活通過自生自發形式演進的說法里，不僅再也看不到人們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的基礎，也使得社會生活領域的規律性問題變得蕩然無存。反之，假如自由的實現必須以一系列的關系考慮作為前提，那么，人們就沒有任何理由替自己的任意妄為解脫責任。相反，人們必須縝密的研究其基本目標賴以實現的現實條件，必須認真應對那些制約著自由的品質和實現形式的復雜的和總體性的邏輯。

　　正是基于這樣的社會科學的理性基礎，我們才可以更為清楚地看到，從一種以普遍的服從型人格特征為社會基礎的社會走向一種以自由的人格特征為基礎的競爭性社會，絕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間的事情，而必然是一個長期的改造和適應性的歷史過程。我在以上段落所指出的同自由相關的限定性條件表明，在諸多復雜性的歷史情境面前，按照原教旨自由主義的圖式化辦法進行的模式照搬的社會改造，只能使得整個事情被弄得亂七八糟。有兩個主要的指標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一個是個人自由的實質內容和品質，另一個是民族國家總體進步的狀態。在俄羅斯，激進變革之后的若干年里，整個俄羅斯人口的死亡率遠遠高于其出生率。在遠東西伯利亞地區，人口狀況甚至于達到了每年百分之五的負增長。俄羅斯人口的壽命比改革之前大大縮短了。極少數人控制了國家的生產資料，俄羅斯超級富豪的數量甚至于很快就讓英國這樣的國家目瞪口呆。在一個將近十余年的時間內持續經濟萎縮的國家里，卻產生了數量可觀的超級富豪，不能不說是一個國家經濟運行嚴重扭曲的結果。與此同時，俄羅斯生活于貧困線之下的人卻史無前例的增加了。

　　因此，我更愿意用自由的擴展這樣的更富有漸進性含義的概念來描述轉型國家人民實現自由的正確路徑。然而這絕非是一個臨時性的概念，更不是一個偶然性的概念。自由的擴展意味著持續的在獲得更多的自由，因此它富有動態的含義。這種動態性同轉型社會的重新結構化過程是同步的。正是在重新結構化過程中個人自由的持續擴展使得整個事態朝著總體進步的良性方向邁進。我們看到，正是整個事態的有機性增大使得我們離全面的自由更近而不是更遠。因此，同

　　自由的擴展或者說處于擴展中的自由非常恰當的描述了旨在將個人從其所遭受的受束縛狀態下解放出來的歷史轉型不得不考慮的諸多因素以及它們之間的關聯性。正是由于這種關聯性的存在，自由才以擴展的方式漸進的獲得，而不可能一下子獲得。這種關聯性概括了個人實質自由的擴展同他們本身歷史性處境之間的復雜聯系，因而遠遠超出了一般經濟學說范疇內所能考慮到的那些關系。一般而言，經濟學更多地是從解答如何實現資源最佳配置的角度才涉及到人的自由。然而當經濟學家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往往是將某種據說是處于自由狀態中的人作為自然而然的前提的。可見，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其實乃是一個抽象的剝去了歷史性格的自由人，因而在現實中根本就不存在。經濟學的這種論說方式實際上從根本上限定了，這種經濟學從嚴格的邏輯意義上來說，或者說，從其由于過分抽離了人的自由的歷史性格的角度而一路衍生來的論證走向來說，不可能回到人的真實存在狀態。換句話說，經濟學關于資源何以有效配置的原因假如從一開始就植根于抽象的自由人，那就很成問題，因為關于這個人的自由的實際處境和實際性質本身就是一個需要根據上述所有關聯性才能確定的事情。另一方面，這種論說方式也證明，經典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并未把人的自由如何實現作為其主要目的。而它由這樣些抽象前提演繹出來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本身，從嚴格的邏輯的意義上說，也根本擺脫不了理想化的特征，從而很難真正解釋實際的經濟過程。正因為如此，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人才一再試圖通過某種形式以便貼近現實的經濟過程。在這方面，從所謂完備的市場經濟理論，從一味推崇“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到發現信息的不對稱性以至于推動了對于整個經典經濟學理論的反思和修正，且不說近些年由于轉型經濟的實踐所引發的更深層次的反省，實際上都根源于我們所說的這種經濟學的論說方式，根源于這種論說方式下基本的方法論偏頗。這也是為什么轉型國家的經濟學只要致力于轉型過程的路徑研究，只要轉型的經濟學研究追蹤旨在發展的制度轉型必須遵循的那些實踐邏輯，那它就必須在方法論上有所超越。

　　這種情況也有例外，在印度學者、諾貝爾1998年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 (Amartya Sen ) 所著的《以自由看待發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書中，作者似乎就致力于擺脫以上所述經典自由主義的假說，并希望能夠闡明一種新的發展觀。在這本書中，作者開宗明義的指出，自由既是發展的目的同時也是發展的手段。讀者必須注意到，森對于自由的這種界定實際上是對于經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所闡述的完備的市場經濟理論的一個重大的顛倒。首先，在兩種場合下，所謂自由說到底就是指的個人自由或者說自由的個人。區別在于，在經典自由主義經濟學那里，是將某種自由的、能夠完全理性的根據自己的利益和旨趣行動采取行動的抽象的個人作為前提和演繹基礎的。而在森這里，這種抽象的自由似乎并不存在，相反，把自由定義為目標和手段的提法本身從一開始便決定了，自由乃是需要爭取的東西，因而是旨在說明一種更好的發展觀的理論嘗試需要隨時隨地作為某種指標借以評價發展水平的東西。換句話說，存在的是為自由而歷史地行動著的個人。正因為如此，在森那里，自由不可避免的被具體化了。自由不再是渾沌一團的抽象概念，不再是某種理所應當的道德訴求，也不再是同人們的生存現實相去甚遠的絕對化理念，而是同貧困、生存能力、收入、政治參與、醫療保健、失業和他所謂可行能力聯系在一起。很明顯，對于一個身上只有十元錢的進城打工者，在這個一切都貨幣化了的世界里，他的可行能力或自由幾乎被擠壓到無的地步。他的生命保障、醫療、居住以及第二天如何喂飽肚子，決不會因為他是一個能夠獨立做出決定的、自由自在的個體而發生任何有意義的改變。

　　森的這種理論視野和探討問題的方式必然使他將自己同那些絕對主義的自由觀念區分開來。這就是理論在邏輯上的必然性。所以，在本書的第三章《自由與正義的基礎》里，森明確談到了他所主張的個人的實質自由同諾齊克自由至上主義和羅爾斯自由權優先(the priority of liberty)理論的對立。他甚至于談到了這些把自由權絕對化的做法，幾乎總是導致漠視人們實質自由的政治優先性理論。而這種政治優先性理論由于其不計后果的特點，必定會陷入困境。(參見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中文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第56頁)。但是，森似乎并沒有明確意識到他的理論同經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之間的內在對立，他似乎并沒有對于那種建立在抽象的個人自由基礎上的完備自由市場理論的理論基礎予以澄清。但是，我們看到，作為一種邏輯的必然，森不得不談到了批判性地審視市場機制作用的問題，談到了政府的作用，談到了公共政策安排對于市場在帶來效率的同時所不能解決的公平機會問題的中和性作用。

　　森在理論基礎上同經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模糊性質關系使得森更像是在闡述一種關于發展的觀點匯集，而不是一種首尾相顧的理論。森的闡述缺乏一種體系性，這使得他的理論嘗試難以成為經典型的成就。森的理論缺少某種哲學上的前提。而在我看來，自由之所以只能通過實質性的方式逐漸的獲得(這同森的看法一致)，其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人的社會生存的本質中，存在于個人同其社會組織形式之間持久的博弈和張力中。森的視野性缺陷使得他不能認識到民族國家這種社會組織形式在社會實踐結構中所起的總體性作用。因而在他那里，難以在市場、個人自由和民族國家之間達成有機的協調。在森對于新加坡李光耀的批評中，在他對于中國成就同他的祖國印度發展之間的比較和評價中，森的評論往往有失偏頗，有的過于獨斷而缺乏必要的說理。所有這些，都同其理論上得不完整性有關。

　　對于轉型國家來說，由于個人自由作為某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原則早已內在的蘊含于預期的社會組織形態中，所以，只要轉型一天不停止，自由也就每一天都在擴展之中。而我們知道，資本運動的本質和個人乃至于整個國家加入到競爭性國際環境中的必然趨勢，同樣也使得制度和組織朝著更有效率的轉型成為邏輯的必然。這也就是為什么在我看來，類似于哈佛大學的薩克斯教授那種將經濟上基于效率的增長同其隱含的政治上進步的必然性截然分開來的獨斷論看法，必定會受到歷史的嘲弄，就如同其推崇蠻干的自由主義已經受到的嘲弄一樣。你很難設想這樣一種非現實主義的看法有其任何合理性。因為你不可能設想，一個在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始終主導著制度轉型和改革并使得社會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政黨本身，其本身的內在結構和組織效率會停留在舊體制的框框里原地不動。更不用說國家這種組織形式上的進步了。這正如提出了“北京共識”的拉莫所說的那樣，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有什么問題的話，那就是它換上了多動癥。在當今中國，變化已經成為生活的常態。而其中每一個新的變化往往都意味著自由的新的擴展。

　　因此，基于民族國家總體進步的自由之擴展乃是轉型國家人民獲得實質性自由的正確方式。之所以說它是正確的，乃是因為唯其如此，自由的實現才能合乎于個人同其社會組織形式之間內在關系的本質。唯其如此，自由之實現才合乎于民族國家總體進步與個人自由之間依存關系的本質。唯其如此，整個通往自由的進程才有可能以一種更為協調平衡的形式展開。一句話，只有這樣，自由的擴展才導致實質自由內容的豐富，才使得過程本身合乎于基于復雜關聯至上的民族國家總體發展的實踐邏輯，而不會導致在個人自由和發展之間哪怕是暫時的巨大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