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繁榮之路－第五章(3)

　　胡克

    第三節 自由意識的分野

　　從一個最普遍的意義上講，假如人們承認對于被動和服從性格的要求源出于作為一種社會形態和人類社會組織方式的計劃經濟的制度本性，那么，對于自由和個性的要求便源出

于作為一種與此相反的市場經濟的制度本性。不過人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這種看似截然不同的人類性格實際上同屬于我們自身性格的兩個方面，只不過計劃經濟的社會組織更強調人的被動和服從性格，而后者更依賴于個人性格中的自主和創造性方面而已。但是，在更深刻的層面上講，組織、社會和結構性的人類存在似乎永恒的與個人的自由理想處于彼此之間的相互依存和持續博弈的過程中。正如我們在本書的開始就曾經指出的，這種永恒的張力和彼此博弈的層次及水平標志著人自身的進步狀況。

　　從這個意義上講，那種以個人性格中的被動和消極服從作為制度和社會形態賴以存續之基礎的計劃經濟生產方式，或遲或早都會走到它的盡頭。因為發展終歸要依賴于來自個人的創造活力。而當這種創造活力最終被束縛于制度和相應的社會結構時，個人和整體之間的緊張就會達到極致，而對于自由意識的渴望就會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而表現出來。但是，人們如果只是將這種矛盾和沖突視為個人對于自由的內在要求與制度和社會結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那就只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在于，只是當這種個人自由的微觀層面所受到的制約在總體上導致國家和社會生活的窒息和僵化的時候，沖突才會表面化。否則，就難以理解命令式經濟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內的存在及廣受歡迎究竟是為什么。換句話說，人們只有承認在特定歷史和文化條件下命令式經濟制度的合理性，才能體會到它走向終結的必然性。而在兩種情況下，關于自由和不自由的評價都離不開個人生活條件同民族國家總體發展狀態之間的關系性質。

　　因此，自由意識的勃興是計劃經濟社會形態走向末路的普遍的社會標志。這種普遍的自由意識總會找到自己這樣那樣的表達形式，不管它是文學的表達形式還是理論的表達形式，不管它是對于經濟制度的訴求還是對于政治制度的訴求，也不管它是植根于一個民族自身的自由傳統和內在活力還是借助其他發達的自由主義文化形式來表現自己。也正是因為這種深刻的原因，自由意識在表達一種不滿和訴求的同時，也代表著一種方向和歷史的進步，代表著制度再造和社會重新結構化的人性基礎。

　　因此，但凡那些偉大的基于自由憧憬的理念所產生的文學作品往往都能給與受壓抑的人們帶來意識的覺醒和創造的萌動，并且使得人們重新審視人性的多維性，以及對于新的人類組織形式的期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不自由狀態下所產生的對于自由的渴望和文學表達在歷史上總是起著積極的啟蒙作用。真正的文學總是意味著對于現實的超越和對于人性自由新境界的憧憬，就像文學的語言總是對于現存語言的范式和表達形式的超越一樣。舍此就不會有真正的有價值的文學產生和流傳。因此，只要關于自由的觀念仍然是文學的，因而是觀念上更新和激勵的，那么，它的歷史意義和價值就不容否定。然而，一旦關于自由的絕對理念轉化為政治決策的現實，那么，問題就不再是訴求的合理性問題，也不再是道義上的天經地義問題，而是必然會過渡到實踐邏輯和生活邏輯的必然走向問題。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原教旨自由主義的一攬子轉型意見和一攬子改變人們生存條件的政治安排，由于它把對于自由的想象和憧憬等同于生活現實，由于它在其最壞的形式下甚至于只顧少數人的集團利益而無視多數人的實質自由，因此，必然會遭遇到實踐上的壞的后果。不僅對于民族國家的總體進步而言是如此，對于個人獲得實質自由的程度來說，也是如此。我們看到，從這時起，原本是進步標志的自由意識開始發生分化，而自由意識的這種必然的分野則深刻地向我們表明，對于自由的道義訴求和理想與實質性自由的獲得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前者源出于對于不自由狀態的反叛和自由意識的覺醒，而后者則完完全全取決于社會運動的某些實踐上的內在邏輯。而倘若置這些實踐邏輯完全不顧而一味蠻干，則關于自由意識的理想就很可能會走向它的反面。這種區別也就是精神與實存、理想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區別。在心靈的徜徉和行動的邏輯之間，永遠存在著一條巨大的鴻溝。

　　關于人文自由主義和文學自由主義的實踐價值和原教旨自由主義的政治安排在實踐上的不正確，確實構成了我們仔細評估當代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有趣視野。這種視野上的區別也許正是道德理想和社會自身規律性演進的區別所在，同時也正是我們自身總是處于矛盾生存狀態中并且只能在此狀態中尋找出路的真實處境。這種情況甚至于可以從文學自由主義者和政治自由主義者專業氣質的區分上看出來。一般說來，文學自由主義的主張者更加富于人文關懷，因而對于任何易于遭受苦難的現實都會秉持慈悲心懷，反過來，政治自由主義的主張者們則更為冷漠和不計后果，同時也更富于心計和策略。比如，在俄羅斯政治劇變的年代里，政治自由主義的陰謀家們為了防止生活陷入困境的人們制肘，甚至于提出需要在電視臺有計劃的推出色情節目和鼓勵酗酒，借以麻痹人們的心智。在他們看來，為了自由，需要愚弄人民。也許可以從這個視角來看待在前蘇聯的歷史變遷過程中，雖然自由主義的文學大師們，比如索爾仁尼岑，曾經充當著啟蒙和思想解放的領路人，然而卻在激烈的制度轉型過后堅決地站到了政治反對派的立場，個別人甚至于深感生活的愚弄吞槍自殺。而政治自由主義的主張者們由于借助轉型過程成為既得利益者，因而走出了一條同前者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

　　中國的情況是，由于漸進式的轉型從一開始直到今天一直在通往實質自由的道路上前行，因此，政治自由主義或者一味蠻干的自由主義始終被置于一種受制的地位而得不到全面的表現，他們內心里所涌動的圖式化的政治理想并未得到現實化的機會，因此，其實踐上的惡果也還沒有表現出來。因而，政治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生態所受到的心理壓抑往往會導致對于現存政治的憤懣和怨恨，因而會失去觀察生活的客觀性準則。在此歷史背景下，人文自由主義或者說道德自由主義的積極訴求同蠻干的自由主義的歷史分野還遠未產生。換句話說，所有本應產生分歧乃至于分道揚鑣的形形色色的自由主義似乎仍然歡聚于一面單色的自由主義大纛下相安無事。也正是因為如此，當今中國自由主義與其說是一種總的政治傾向，倒不如說，是一大堆混雜的自由意識的糊涂堆積。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寫作表明，他們中的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些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路標在那里。他們一方面目睹著實質自由的進展，另一方面，卻常常失去耐心，對于自己的理想抱負不能頃刻實現耿耿于懷。他們一方面認可著進步的現實，另一方面，又對于民族國家的未來心存疑惑，因而不自覺地，經常是滿腹狐疑的，同那些心存蠻干想法的自由主義沆瀣一氣。

　　由此可見，關于自由意識的分野是我們這個時代處于轉型期國家的知識分子必須認真反思的一個問題。而為了看清楚這個問題，人們就必須通過現象看本質，必須理清當自由主義是一種信仰的時候、或者是一種文學表達的時候，自由主義究竟意味什么。與此同時，人們還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當自由主義成為一種政治現實和政治運動的時候，自由主義又意味著什么。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必須認識到，當自由主義的政治建議采取完全不顧社會運動本身的實踐邏輯而一味蠻干的時候，對于民族國家的總體進步和個人自由的實質獲得意味著什么樣的災難性的后果。然而，為了達到這種認識，人們，尤其是那些不分青紅皂白接受了發達社會狀態下自由主義經典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必須從天上回到地面，必須運用自身的理性能力和智慧來分析和判斷所有經歷了和正在經歷制度轉型國家的真實軌跡，以便從中探明我們自身處于一種什么樣的歷史處境中，以及我們的自由理想的真正獲得受制于怎樣的歷史規律，而不是一味蠻干，將復雜的歷史過程簡單化，用道德理想來取代現實社會的真實，用某種圖式化的政治模型來削足適履。

　　倘若我們對于自由主義在現今中國社會的歷史處境和困惑有了如上了解，并且這種了解是基于對于自由觀念、進步及轉型規律相互間真實關系的理性認識，那么，我們就有可能解釋當今中國社會的一些復雜的和彼此矛盾現象的本質和由來，使得我們能夠更清醒地把握我們自身的未來而不至于迷失了方向。只有作為一個真正主張實質自由以及在實踐中積極擴展自由的負責任的自由思想者，人們才有可能看清形勢并對當下民族國家的真實處境和未來走向予以客觀的評估。因此，中國那些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應當拋棄原教旨主義的自由主義概念，吸取其中的精華并對其予以理性主義的改造，而在政治上則應當采取積極的合作主義的態度，并且通過自己的這樣那樣形式的參與，推動實質自由的進一步擴展。否則的話，自由主義意識在中國將不會有它自己的前途，倒是有可能成為民族國家爭取實質自由的破壞者。我這里所說的決不是危言聳聽，在一個趨向于理性和進步的社會中，如果自由思考的知識分子總是不自覺地充當著政治上的反對派的角色，那么，這將是民族國家的大不幸。問題在于，出現這種不幸的并不是因為民族國家的不自由或者與日俱增的意識形態桎梏，而是在民族國家形勢日趨好轉，實質自由不斷擴展，來自于民族國家內部的創新和活力呈現出歷史上空前局面的歷史關頭。這種反常情況的出現只能是因為自由主義意識在中國的歷史扭曲，而我認為，除了理性意識的增長之外，民族國家實質自由的擴展將會最終療救這種世紀病。

　　弄清了自由意識的歷史處境和分野的必然性，人們將更易于理解當下許多悖理現象的成因。當中國內部經濟自由的擴展已經開始影響整個世界的時候，比方說，甚至于影響到世界自由貿易體系的時候，來自于中國某些自由主義人士的形勢判斷卻是那么格格不入。最近發生的兩個有趣的事情更能說明這個問題。在臺灣被稱為自由主義大師，并曾因為言論的出言不遜而坐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