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繁榮之路－第五章(1)

　　胡克

    第一節 自由的可能性

　　現代史上一個總是使得人們想入非非同時又使人們最易于誤入歧途的概念，恐怕非自由莫屬。當人們把它視為想當然的和理所應當的時候，情況更是如此。關于自由的認識誤區

是如此膚淺和根深蒂固，以至于人們總是把自由的反面同暴政和專制這樣些制度聯系在一起，而不愿意把它同人們自身的歷史處境甚至于自身性格和品質聯系在一起。在這種歷史意識背景下，隨便什么想要把自由同某些制約性聯系起來的問題視野，都極易遭到人們的拒斥。

　　然而，關于自由的想象同自由在實際上得以實現的可能性肯定不是一回事。問題在于，人們不僅總是不加分析的給與自由概念以無限想象的空間，人們還常常想當然的以為，只要將這些抽象的自由概念付諸實施，比如說，把這些自由概念化為某種自發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的行動指南，他們就一定能夠最終得到這些自由。而我們通過各個時代不同國家的歷史知道，這種以自由名義而進行的革命通常都是以急劇的制度變化并且常常伴隨著暴力為其特征的。而它們的共同結果之一，都是以民族國家的經濟生活在大變動年代里遭受全面的毀壞作為其主要特征的。可嘆的是，以往的歷史學家們在評價以往的制度大變動時，幾乎總是以某種革命的外衣對此加以包裝，或者就是對于革命期間的經濟萎縮和生靈涂炭忽略不計，甚至于對于革命之后相當長時間的負面影響不加考慮。問題并不在于由于特定歷史環境下民族國家內部的力量對比和自身發展的內部演變如何使得革命最終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在于這種極不正常的革命歷史觀本身的甚囂塵上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阻礙了理性變革觀念的發展和普及。

　　但是，倘若讀者以為本書的主張是在推崇自由的反面即不自由，或者是要替某種專制制度說話，那就大錯特錯了。然而人們對于本書前面幾章的初步反應表明，人們在這方面的理解力很差。本書自一開始的時候就曾開宗明義的指出，本書自始至終都將民族國家作為分析的基本出發點和參照系，并且致力于分析和表明，在這樣一個人人相互依存的基本的社會共同體和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當人們打算去重新選擇社會生活原則的時候，事實上會發生些什么。因此，假如說本書反對這樣那樣的自由主義，那也只是反對那些把抽象教義和想象當作面包吃的浪漫主義自由主義。而它的現代表現形式，便是那種原教旨主義自由主義理論。但是，由于這種浪漫的和想象的自由主義在付諸民族國家實踐時的惡劣后果，并且由于這種惡劣后果在認識上的根源和發展機理上的必然性總是不為大多數人們所認識，所以，本書的重要任務之一就在于揭示這種觀念上的誤區，同時為真正的、現實主義的和負責任的自由理想的實現指出正確的道路。

　　事實上，當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集體朝向一種旨在鼓勵競爭的社會形態轉型的時候，個性的自由和擴展就已經是其中的應有之義。正像服從的人格特征和組織命令構成計劃經濟社會形態下的人性要求一樣，旨在競爭性原則普遍化的社會形態必然要以個性的自由和自我的決定能力作為其結構環境內的人性要求。取代以往那種事事處處依賴于組織安排的行為模式的，是人們必須自己決定怎樣采取行動來獲取利益并且對于自己的行為負責。在一個發達的競爭性社會中，后者似乎是日常生活中不言而喻的真理，但是對于一個剛剛試圖從具有巨大歷史和行為影響力的計劃經濟制度和模式中走出來的人們來說，要使這種在發達的競爭性社會中成為人們生活習慣的事情成為不言而喻的真理，事實上還有相當長的過程要走。

　　因此，當人們把舊的計劃經濟制度或所謂的政治專制制度視為萬惡之源時，幾乎無一例外的都忽視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真理，那就是說，這種制度之所以存在，恰恰是以人們自身久已形成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習慣的服從性格的普遍化作為條件的。這就如同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一片著名論文中所提到的一個名言所指出的，偉人之所以是偉人乃是因為我們自身跪著。在這種歷史環境下，簡單的摧毀舊的制度和環境甚至于會使人們無所適從，失去生活的方向和目的地。而當人們在這種服從性社會模式下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候，當他們在此歷史環境下自我感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時候，改革的動力事實上還會成為問題。這就是為什么在中國的改革之初，首先是那些生活在貧困線上的廣大農民和城市中的大量生活無保障人群自發的投身到逐漸形成的市場中，而大多數產業工人、機關干部和知識分子在起初總是將投身市場視為危途的緣故。只是當這些人群獲得了普遍的成功之后，才形成了新的示范效應，促使一批又一批的人群解開了束縛自身的觀念枷鎖，走向市場。這就是對于那個時代層出不窮的“搞導彈的不如賣雞蛋的”反常現象的歷史注解。人們甚至于可以由此來解釋那個時期繼“傷痕文學”之后所出現的一大批描寫失去了生活目標的人們的惶惑不安心態的文學作品。

　　事實上，從來就不存在所謂純粹的自由，自由總是意味著某種特定的社會關系，對于個人來說，自由甚至于以襁褓作為條件，因為失去保護和保障的自由便意味著失去安全感，而一個沒有安全感的社會肯定不會有普遍的自由。關于失去保障的社會的分析將我們的思路引向對于霍布斯所謂“叢林狀態”的分析，但我將就此打住留待以后進行。我在這里將要繼續討論下去的問題是，在經過一大段的分析和清理之后，我們發現，無論我們自身的歷史意識多么超前，無論我們當中的某些知識分子如何憤世嫉俗，只要以上關于人格特性同特定社會形態的相互依存關系是真實的，那便意味著，所謂轉型就絕不是單方面的制度改造過程，而且也必然是我們自身人格特性的歷史轉型過程。問題在于，假定我們按照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張首先對于制度進行了激進的改造和徹底的顛覆，而我們自身的舊的人格特性并未得到普遍的改造，那結果將會是什么呢？會有普遍的自由出現嗎？

　　因此，是時候了，是將自由的概念從天上放回地面、從想象放回人世間的時候了。只有通過這種關于自由觀念的徹底顛覆，人們才有可能從絕對主義的自由觀回到關于自由之可能性的現實主義分析道路上來，從浪漫主義的空想回到社會科學的理性軌道上來。

　　事實上，分析越是深入，關于人格模式和特性同制度結構和社會結構模式之間的對應性和互為條件的認識就會越深刻。而這也就愈加使我們確信，自由的真正獲得，或者說，自由的性質和范圍，就存在于這二者相互依存的性質和彼此博弈的過程中。除此以外，豈有他哉？

　　關于自由概念及其可能性的反省所涉及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自由的品質和構成。當代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之所以從來不愿意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這種意識形態主導下的某些國家的利益主張同其大力推進的自由意識同時并存。而中國那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所以癡迷于抽象的自由概念甚至于不能自拔，則基本上源于這些人思考力的匱乏、思想品質的缺陷以及情緒化的政治反應。

　　但是，倘若自由就意味著舊制度和舊社會結構的全面顛覆，意味著潛藏于我們每個人內心的原始沖動及惡的本性在失去社會制約情況下的全面泛起，意味著人們可以在無視法律的情形下在比什凱克郊外展開野蠻的現代“圈地運動”，那么，這種旨在尋求自由的革命不僅同民族國家整體的發展要求背道而馳，而且也只能給大多數人帶來新的痛苦和不自由。事實上，轉型經驗和過程已經以極其豐富的歷史現象表明，在制度轉型的每一時刻，在改造制度結構以便釋放人們的生命活力和創造性的同時，同時又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來遏制人們的惡行和非理性沖動。圍繞中國煤炭行業的私采、官商勾結、層出不窮的

　　事實上，當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們紛紛走上旨在擺脫專制和尋求個人解放道路的同時，他們往往忽視了，對于自由的威脅不僅僅來自于舊的制度結構，同時也來自于人們源于人類本性的惡的沖動。因此，自由并不在于人們在理論和想像中把它描述得如何純凈和純粹，自由的真諦就在于人們在現實面前究竟能走得多遠。理想的生活從來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僅需要辛勤的培育，而且必須是，也只能是在制度的重新結構化和人類行為復雜性表現這兩者之間的歷史博弈過程中進行并延續下去。簡言之，自由的可能性從一開始就，也從來就存在于人們同他們的受到歷史制約的社會結構和制度結構的關系性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