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哺農業要汲取日本前車之鑒

　　王南

　　反哺農業是對以農補工的修正：兩萬億元的剪刀差應該有所補償；是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正確選擇：沒有農村市場的啟動就沒有真正的擴大內需；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只要農村還是貧困、愚昧、絕望的汪洋大海，那么部分地區的繁榮將成為漂浮的冰山，而我們的未來將籠罩在不確定的陰云之中。

　　但是初衷并不意味著結果。在方針確定之后，如果沒有正確的政策選擇，那么出現事倍功半、甚至事與愿違的情況，也并非絕無可能。

　　在這方面，日本保護農業措施失當所造成的問題，應成為我們的前車之鑒。

　　土地改革的功勛與遺產

　　鑒于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農業生產的擴大、社會穩定等方面的功勞，日本首相吉田茂曾稱之為“非共產主義世界進行得最徹底的土地改革”。

　　但是由于土地規模較小，隨著戰后經濟起飛，農業與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差距、農民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以至于世界銀行的專家以及日本經濟學界重新反省農地改革，認為它是“占領軍的絕對權威和知識官僚誤解情熱”結合的產物。

　　農業基本法的初衷和實踐

　　1961年頒布的農業基本法成為日本農業政策的轉折點。它的初衷是通過土地規模的擴大，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縮小農業和工業間的收入差距，增強日本農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但是實際采取的措施卻使這個目的落了空：他們用保護農產品價格的辦法來提高農民收入。通過關稅和補貼，農產品的價格是上去了。但這樣以來，即便小規模、低效率的農戶也發現，他們自己耕作稻米要比從市場上購買合算。由于他們寧可兼職務農也不愿退出市場，通過規模擴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就只能成為善良的愿望。

　　保護的結果使農業的地位不是加強了，而是削弱了：日本的食物自給率從1960年的79％，30年后下降到了不足40％。

　　新農業基本法也成一紙空文

　　為了扭轉日本農業的“悲慘”局面，1999年日本又通過一部新的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從名稱可以看出不僅農業、而且食物和農村也很重要的意味。其中一項明確的指標是希望5年之內將食物自給率提高5個百分點，即從40％提高到45％。但是5年之后，1個百分點也未能提高。

　　保護最嚴重 競爭力最弱

　　日本可以說是世界上農產品關稅最高的國家：小麥210％，大米490％，花生500％，一種魔芋竟然高達990％。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本又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按卡路里計算，一度高達66％的食物依賴外國。

　　在ＷＴＯ農業領域的談判中，日本因其超高保護經常被人戳脊梁骨；而在近年來同周邊國家ＦＴＡ或ＥＰＡ的談判中，屢屢因農業問題影響進度，國內經濟產業界批判的聲音也越來越強。

　　同時還有消費者不滿：如此保護，既沒效率，也不公平。日本貿易振興機構（ＪＥＴＲＯ）亞洲研究所今井健一曾嘲諷日本農業：“再保護下去，就徹底消滅了。”

　　農業的衰退令人心寒

　　除糧食自給率由79％降至40％以外，農業對ＧＤＰ的貢獻率也從1946年的30％，降到1960年的10％，再落到2002年的1％；從業人員從1400萬人降到280萬人，就在這其中，把農業當作副業的占70％，年齡超過65歲的占60％。日本學者戲稱之為“三襁”農業：農村只剩老爺爺、老奶奶和小孩子了。

　　土地荒廢非常嚴重。這些年荒廢230萬公頃，遠超過土地改革從地主那里解放的190萬公頃。據原日本農林水產省官僚、現產業經濟研究所的山下一仁計算，現在日本的480公頃農地，只有全部用來種土豆，才有可能養活日本人；萬一發生緊急情況，每人每天的口糧要削減三分之二才能應付。恐怕那就是我們過去“勒緊腰帶過日子”的滋味了。

　　財政和消費者負擔沉重

　　ＯＥＣＤ有一個ＰＳＥ�熒�產支持估價�犞笜耍瑢ｉT用來計算對農業價格支持（內外價格差乘以生產量）中消費者和納稅者的負擔比例。從1986年到2002年，美國消費者的負擔從47％降至38％，歐盟從85％降至57％，而日本一直高達90％。到過日本的人不少都會對其農產品不可思議的高價格感到震驚，而中國人因為反差太大，更容易產生吃面條猶如吃金條的錯覺。

　　日本農業保護給財政壓上了沉重的負擔。每年因關稅導致的價格支持約5萬億日圓，消費者負擔為5千億日圓。價格支持之中很大一部分被農藥、化肥等企業拿去了，真正變成農家所得的只有四分之一。

　　日本農業基本法的起草者之一、后來多次參與ＷＴＯ談判的資深官僚小倉武一有番話，頗能說明日本農業困境：“在國際輿論中留下這么壞的印象，在世界自由貿易中付出了被深深孤立的代價，終日生活在莫名的恐懼之中，生怕輸入稻米農民就將毀滅，主食供應會完全讓渡給外人之手……日本今天的現狀，真令人憂慮。一些人以食物安全保障為借口反對大米輸入，但在自己生產的稻米比國外貴7、8倍的情況下，還有何安全保障可言？”

　　規模擴大 成本降低

　　日本的農家規模戰后四十年間僅從0．9公頃擴大為1．2公頃，增長率為36％，如果將面積較大的北海道除外，那么增長只有17％，而與此同時，美國農家的規模擴大10倍，歐洲比如法國也擴大了150％。日本農家規模只有美國的1／127，歐盟的1／20－1／45。

　　日本國內增強農地流動性、擴大農家規模的呼聲很高。一些專家甚至建議征收農地特別保有稅，促使效率不高的小規模農家退出。據計算，如果未滿3公頃的農地之中有80％流動，那么農家規模就會擴大到15公頃。

　　規模擴大除了降低成本之外，更重要的效果是可以進行結構改革，把對農業的間接支持變為對農家的直接支持，這樣可以大幅降低財政負擔，提高農業的競爭力。

　　規制緩和 企業參入

　　曾任日本農林漁業基本問題調查會會長的東精一認為：“日本農業的核心問題就在于農民都是單個小業主，因此農業政策必須把農業企業家的培育、鼓勵企業家介入農業當作首要目標。”

　　這種觀點正在轉化成具體的政策。一度非常嚴格的規制出現緩和的跡象，而一些改革特區、農業特區的出現，預示著農業正在走出改革的禁區。

　　工商企業對農業的興趣也在增強。以工業機械知名的高科技公司歐姆龍已在農業領域小試牛刀：它的一個玻璃溫室大至7公頃，完全由自己研發計算機設備控制，生產一種特殊的

　　轉守為攻 通過競爭走向繁榮

　　日本傳統農業政策的特征是守：政府通過和農協談判確定米價；提高農產品關稅保護國內市場；不問規模大小、效率高低，大水漫灌對農業進行補貼。

　　但是現在業界認識到，守下去是死路一條。他們開始調整政策，通過對特色農業、龍頭企業、規模經營的扶持，試圖使日本農產品不僅在國內市場，而且在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力。日本的茶葉、水果、精美點心已經出現在香港、臺灣、上海、北京、新加坡等地高級商櫥，憑借其優異品質成為追求

　　小倉武一對日本農業的概括，可謂反映了業界的心聲：“日本農村是豐盈了，但代價是農業失去了競爭力。再用溫暖的臂膀保護下去已經不行了。不是一味叫喊反對輸入，而是該認真考慮通過自由競爭鍛造強力農業、從根本上脫胎換骨，走向真正重生的時候了。”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中國和日本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日本是發達國家、后工業社會，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工業化過程中；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位置不同：中國農業2001年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為15％，相當于日本1910年前后的水平，日本現在的比率是1％；勞動力情況也不同：中國農業勞動力占50％，而日本還不到5％。

　　但中國農業和日本農業又有相似之處：每家每戶土地規模都比較小，日本每戶平均1．2公頃，中國戶均0．3公頃；勞動力素質堪憂：日本是“三襁”（爺爺奶奶孫子），中國是“三八六一部隊”（婦女兒童）；農業都是弱質產業，國際競爭力低下：日本農產品是天價，中國部分農產品的價格也已經超過國際市場。

　　日本當初農業政策目標有兩個，一是縮小農民和工人收入差距；一個是縮小農業與工業效率差距。通過關稅和補貼，第一個目標實現了，農業家庭的平均收入甚至高于城市居民；但代價是第二個目標：農業衰弱了，競爭力降低了，效率差距更大了。不僅消費者和政府財政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國家產業、貿易政策調整，也被套上枷鎖。

　　以日本財力之雄厚、農業比例之小，措施失當尚且造成嚴重后果，其中教訓值得反思：日本的代價我們付不起，也不應該付。鑒于我國農業生產率只有先進國家的1．4％，如何通過制度創新，將有限的資源有效地用在提高技術水平、增強農業競爭力上，將是我們政策選擇面臨的嚴峻課題：只有這樣，農民收入提高才具有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