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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文化大講堂上談商業社會中的人文修養
李歐梵：在大雅與大俗之間
李歐梵絕對是個奇人。身為資深哈佛教授，說起西方理論如數家珍，卻不追求自成一家，甘做“狐貍式的學者”。他酷愛古典音樂，又是周星馳的影迷。他的學術書籍經常能成
為暢銷書，還敢把自己跟妻子火辣辣的情書公之于眾。你可以喜歡他、崇拜他，也可以撇撇嘴表示不屑，但你就是很難對他視而不見。近日，李歐梵應市民文化大講堂之約來到深圳，記者在物質生活書吧對他進行了專訪。
“物欲大潮襲來，我用太極手法把它化掉”
記者：這次市民文化大講堂，您要講《商業社會中的人文修養》，為什么會選擇這樣一個題目？
李歐梵（笑）：其實這是命題作文，組委會給了幾個題，我選了這個。香港也是典型的商業社會，我是深受其惠也深受其害。商業社會的最大特點就是消費，如果你不掙扎著做一個人，可能你自己都會被物化。我曾經開玩笑說，沒準將來香港的大學教授都不發工資了，每個學生發一張禮券，喜歡上誰的課就給誰一張，老師拿這些禮券去換錢。如果真是這樣，那老師跟舞女都沒什么區別了。
記者：但是很多人都覺得自己過得不錯啊，為什么要“掙扎著做人”呢？
李歐梵：有人說現在亞洲是靶子經濟，每個人每天的生活就像打靶，有一個特別明確的目標。其實這些在韋伯的理論里早都有了，但韋伯的結論是很悲觀的，他認為這種生活沒有“魔力”，沒有神秘感，不幸福。
記者：整個社會的節奏這么快，很多人也是身不由己的。
李歐梵：你說得有一定道理，但每個人都應該對這種物化的危險保持高度的敏感，想辦法打破生活的壓迫，找到自己的人文空間。我提倡人每天至少面壁5分鐘，讓自己靜下來。我自己是每天聽一個小時以上的古典音樂，然后讀書。
我也不想提倡什么完美的道德，我不跟生活對抗，因為對抗也沒用。物欲的大潮席卷過來，我順應它，然后用太極的手法把它化掉。
“深圳是個有刺激性的地方”
記者：很多人在深圳生活都感覺很孤獨，覺得深圳不如內地那么有人情味。
李歐梵：深圳跟美國比算很好了，我在美國幾十年，都沒有交到幾個好朋友。美國對男女社交是很看重的，但是知心朋友就很難找。缺少鄉土感也是現代都市的一種共性，比如巴西的巴西利亞，完全都是新的。
記者：當年你提出上海和香港是“雙城記”，而且特別喜歡上海那種“歷史的陰影”。對于深圳這樣的新城市，您是不是不太欣賞呢？
李歐梵：不會呀，我很喜歡深圳，因為深圳是個有刺激性的地方。從國內來說它是最先進、最西化的城市，但從西方的角度來看，它又處在比較初步的階段，這就有一個矛盾。而且深圳移民很多，那么多精英在此聚集，這是美國西部城市都沒有的。不過深圳的外國移民還比較少，不像香港那么國際化。
“魯迅和張愛玲對現代性的感覺很相似”
記者：我感覺您在搞研究時，還是用西方的東西觀照中國比較多。
李歐梵：沒錯，我最核心的研究方法，一是關注現代性，二是廣義的人文主義，這都是些洋玩意。因為我的教育背景就是這樣，而且我覺得這些方法現在仍然適用。
記者：您經常把魯迅和張愛玲相提并論，但在一般人看來，他們可是差得太遠了。
李歐梵：他們的政治觀念當然不一樣，但他們對現代性的感覺是很相似的。比如魯迅說“我將徘徊于無地”，這種虛無、荒誕的感覺是非常現代的。張愛玲對時間的壓迫性非常敏感，比如她說“出名要趁早”。在這方面，他們是相通的。
記者：您曾對新感覺派給予很高的評價，是不是也基于這個角度？
李歐梵：新感覺派在寫都市小說方面做了很多新的嘗試，像穆時英的巡回式句法、密集的意向，一路寫下去沒有句點，這些在后來的先鋒小說里都重演了。我是搞歷史出身的，我最關心的不是文學性，而是現代性，是文學的文化部分。
記者：有人說當代文學的成就已經超越現代了，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李歐梵：我不贊成現代、當代這種劃分，說“20世紀中國文學”還比較合理。古人一比較就是幾百年，比如唐詩宋詞，現在是十年十年地比，比如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學，再往后可能是一年一年地比了。對于未來我其實挺悲觀的，我懷疑20年后可能都沒人讀書了。連我現在晚上都不看書，改看電影了，這在以前是很難想像的。
“人文修養不一定都是陽春白雪”記者：據我所知，您還是周星馳的影迷，曾經跟他對談過兩次，特別轟動。很多人說他的片子
惡俗，您跟他對談不覺得“掉價”嗎？
李歐梵：不會，那兩次對談都說得很好，已經成了一個文化現象了。周星馳演的人物都是很聰明，說話特別快，這跟很多香港人不善言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原來就很喜歡周星馳的電影，跟他聊過以后就更喜歡他這個人了。他一點架子都沒有的，穿得也很樸素，而且非常敬業，對電影非常執著。
記者：您還是一個古典音樂迷，好像大雅和大俗您都喜歡。
李歐梵：剛才說到理想，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我的1000張唱片變成2000張（笑）。其實說到人文修養，不一定都是陽春白雪的，看周星馳都算。其實看什么不是最重要，關鍵是你怎么看。
“我跟梁實秋有點像，
但我比他好玩”
記者：您經常以“狐貍教授”自居，表示出一種邊緣立場和姿態。但實際上，您也總是要有一些自己的觀點，不可能完全“無所樹立”。
李歐梵：我當然也有虛榮心，虛榮心一冒頭，我就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我有時候故意把話講得不那么有條理，因為我覺得太有條理就是一種虛偽。對有些日常的東西我很堅持，大的問題反而能容忍。我不用手機，在家也是有名的不接電話，一般都是我太太接的。我66歲了，不想給別人占去太多時間。而且我和太太是晚婚，我們是一天當十天來過的。
記者：我感覺您跟梁實秋教授有些相似的地方，都是很幽默、浪漫的文人，而且“黃昏戀”的情書寫得比小伙子還熱烈。
李歐梵：論學問和才氣我肯定比不上他，不過我比他好玩，我會玩的東西也比他多。像音樂啊、電影啊，他肯定比不過我。我覺得文人學者最基本的一條就是得有情趣，像梁實秋、林語堂都是很懂生活藝術的，郁達夫也是。
記者：您現在主要在忙什么？
李歐梵：重讀經典。比如大學時代看卡夫卡和加繆，那時就是趕時髦，哪里看得懂！現在懂了很多，那種快樂是無法言傳的。我這個人也很懶散，過一兩年可能就不教書了，徹底退休了，這兩年江蘇教育出版社還要出我14本書。
李歐梵簡介：
李歐梵，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講座教授、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教授。1939年生于河南，后隨家遷臺灣，1970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任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并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芝加哥大學、印第安納及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現代文學及文化研究、現代小說和中國電影。著有中英文著作《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鐵屋中的吶喊》、《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中西文學的徊想》、《徘徊在現代與后現代之間》、《現代性的追求》、《上海摩登》，隨筆集《狐貍洞話語》、《世紀末的沉思》等。
作者:記者張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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